在史料学方面，西方的史学批判精神，对第一手资料的重视，对史料的外形和内容的鉴定，要求对史学家的性格、政见、经历、史著的资料来源，写作动机和目的进行考察、分析等原则；史料搜集、整理和保管的方法，都含有科学性的因素，是值得借鉴的。
    其二，有不少唯心史观是适应时代需要，为历史上的进步阶级服务的。如十四、五世纪的人文主义史观，十七、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史观都是资产阶级用以反封建、反神学的思想武器。又如维柯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探讨；康德对历史发展动因以及上帝与人类、个人与集体之关系的研究；海尔德（Herder）的历史主义思想；孔多塞的社会历史不断进步的观点都是直接、间接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以上种种史观，尽管有认识上的片面性，甚至缺乏科学根据，在当时都具有进步意义，对其在史学史上的作用和意义仍应给予历史的肯定。
    其三，同一历史观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和不同的社会作用。比如十七、八世纪的社会历史进步思想曾经起过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制造舆论的作用，有积极的意义。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思想就成了为资本主义社会辨护，捍卫现存秩序的理论，其性质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又如德国统一以前，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史学曾经起过鼓舞民族精神，号召民族统一的作用，及至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就蜕化为民族沙文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宣传工具了。对于盛行一时的“普鲁士学派”就应当本此原则，进行历史的分析。
    其四，有些带片面性，甚至是歪曲了、颠倒了的历史认识，如波丹（J·Bodin）、孟德斯鸠、黑格尔、博克尔等人关于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的学说，或强调气候，或强调土壤，或强调地形，对前人忽略了的，或未曾充分研究的问题作了探索，在某些方面提出了独到之见，丰富了历史思想的内容，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如经济史观、文化史观、心理史观等等，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引入思考的问题，弥补了前代史观的缺陷，在推进史学思想的发展上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其是非功过，是值得深入分析研究的。
    其五，要注意政治立场观点与史学思想、学术成就的联系和区别。政治思想对史学家的史观无疑是有影响，甚至是左右某种史观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某些史学家身上也会出现两者相互背离，乃至矛盾的情况。政治上保守的史学家可以在学术上作出很大贡献，甚至写出有民主性因素的著作；而史学思想进步的作家也有的在政治上是保守、反动的。德国以批判史学知名的尼波尔（B·G·Niebuhr ）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但他的代表作《罗马史》却反映了憎恶专制，鄙视贵族，同情自由农民的倾向。英国牛津学派大师斯塔布斯（M·Stubbs）是虔诚的神学家， 敌视民族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却以精于文献考订之学和攻治英国宪政史而留下了足以传世的业绩。和上述两人相反，世界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坚信理性，坚信进步，痛恶封建专制和教会神学，富于批判精神；却拥护乔治三世对北美独立运动的镇压政策，反对法国大革命。另有一位英国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家柏克（E·Burke），他反对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之说，但承认人民有要求正义的权利；极力诋毁法国大革命，但同情北美独立战争，波兰反抗沙俄，印度反抗英国的斗争。他坚持用历史的观点研究过去和现在，尊重历史的连续性，认为抛弃了世代相传的制度，社会就会解体。他的历史主义思想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成分。对于以上这类史学家、历史哲学家的评价是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的。
    附带提一下关于阶级出身对于史学家一生事业的影响的问题。家庭出身与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往往在史学家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米什勒和格林家世寒微，他们的著作都富有民主性，这是在西方史学界流传的佳话。但又不可一概而论，镇压巴黎公社的元凶梯也尔，其父为一锁匠，属于劳苦大众的一员。俾斯麦铁血政策的追随者、普鲁士学派的健将德洛伊生（J·G·Droysen）八岁丧父（其父为一随军牧师），全赖亲友资助，始克完成学业。另一方面，俄国有名的几位革命民主主义者，无不出身名门，本人也是贵族。英国的博克尔出身富商家庭，终生未任公职，一心治学，终于留下了影响欧美史坛的名著。这几个简单的事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人物的不唯成分论的教导是应当永远铭记的。
    其六，不少史学家的政治态度和历史认识，由于主客观原因，在其一生之中是常有变化的，甚至早期和后期相比，判若两人。法国的基佐在其早年著作中抨击拿破仑的独裁和查理十世的封建反动统治，倡为阶级斗争学说。1848年欧洲革命后，思想倒退，由于敌视无产阶级而寻求与封建贵族妥协。英国的卡莱尔（Th·Carlyle）早年同情劳苦大众，关怀民间疾苦，在其著作中多有流露。 到了晚年一反常态，卑视人民群众，宣扬英雄史观，支持美国的黑奴制度，鼓吹强权政治和殖民扩张，为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王腓特烈树碑立传。在一部著作中前后各卷，持论迥异之事亦不乏其例。梯也尔的巨著《执政府和拿破仑帝国史》第一卷出版于1843年，末卷出版于1862年。此书的头几卷对拿破仑赞扬备至，词多溢美。后来在路易·波拿巴执政时期政治上失意，遂将对侄儿的满腔怨愤迁怒于乃叔。于是，在他笔下，拿破仑一世成了丧失理性的暴君。对于这类史学家不同时期的历史认识，应当划分阶段，分别对待，具体分析，才能进行总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