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末及“五四”以后传入中国的西方重要史学流派、史学观点和方法的再认识与重新评价的问题。
    在清末至“五四”期间被引进的西方社会历史著作，由于当时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不够，译述水平一般不高，译文不达原旨乃至歪曲错谬之处，所在多有，一般读者习而不察，辗转引用，以讹传讹。解放后，又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对西方文化不分皂白地采取否定态度，往往一笔抹煞。今天对上述情况加以回顾，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我们过去对这些有影响的观点和学派是怎样认识的，今天应当如何认识？这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研究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现在简单地提出几个个人接触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其一是清末传入我国的社会进化史观。五、六十年代间发表的某些文章有时将历史进化论与近代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混为一谈。事实是：无论在古代的中国和西方就有了社会变易，今胜于古的历史进化思想的萌芽。在西方，十七、八世纪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不断进步的理论。凡是认定社会进化是一和平渐进过程，只承认量变，不承认飞跃的质变，强调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而不寻求其内在因素的观点便被称为庸俗的进化论。十九世纪末，斯宾塞、赫胥黎等将达尔文关于自然界的生存竞争观点搬用于人类社会才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要加以分辨的是庸俗进化论在反对神学史观、历史倒退论和历史循环论上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在对抗当代神学史观回潮的逆流中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清季的严复、梁启超等人将庸俗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过来，在当时意在反封建、反复古，主张改良变革，从而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用心良苦，影响亦颇深远，也是不能抹煞的。还要看到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进化观点不都是庸俗进化论。如法国的杜谷（Turgot）认为历史上的进步和衰退经常交织在一起，进步运动之中常有中断④。英国的休谟认为历史进化过程中有延续也有中断。这种突然的中断，如果不是伴随着古典文物的毁灭，那么，它对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将是有益的，因为它打破了权威和独裁者对理性的统治⑤。圣西门认为和缓而均衡的社会进步过程到了一定的时机，就要为猛烈的危机所中断。随之进入组织时代，建立适合于更高文明水平的新社会体系⑥。澄清这些基本概念，对于中、西史学史研究都是必要的。
    其次，是关于美国“新史学派”的评价问题。《新史学》一书自二十年代问世后曾多次重印，并被用为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的史学理论课本。鲁滨孙的另一代表作《心理的改造》1930年也有了译本。鲁滨孙众多的弟子的多种著作和教科书先后被译成中文，广泛流传，有的被用为大、中学课本⑦。我国当时出版的一些史学概论之类的书籍，不少奉鲁滨孙的理论为圭臬⑧。通过这类书籍，研究中国史的人也受了这一学派的影响。解放初期，在批判胡适与实用主义时，对这一学派已经有所批判。1964年《新史学》出了新译本，译者并写了长篇序言，对鲁滨孙及其学派的观点、方法作了全面的揭露与批判。
    “新史学派”是渊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及西欧实证主义思想，盛行于本世纪初，为美国统治阶级服务的史学。在当时的美国史学界占优势的有两种史学思潮：一是建国以来即已泛滥的民族主义传统及稍后日益滋长的种族主义倾向；一为来自西欧的朗克学派经验主义史学思想和方法。此外神学史观还占有一定的阵地，实证主义史学虽已传入，但未能取得优势。史学仍然属于文学的分支，历史著作仍以政治、军事、外交为其主要内容；历史教学中充满民族主义、乃至侵略主义、好战主义的材料⑨。许多资产阶级史家不满现状，试图重新编写历史，摆脱困境。“新史学派”就是其中以对传统史学进行“革命”和批判的姿态而出现的一派。鲁滨孙与其思想前辈英国的博克尔、德国的兰普莱希特的基本观点相比较，并无更多的新颖之处，不过融合了较晚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新成果，认识境界有所扩大而已。“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一脉相承倡导理性、知识和社会进步，重视历史解释和综合研究，重视作用于历史运动中众多因素--经济的、地理的、心理的等等和人类知识的力量；因而强调史学与诸相关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关系；注意史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