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派”的思想体系和其他资产阶级史学观点一样是唯心主义的，宣扬“有用即真理”，任意驱使史料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是反科学的。但是其所提出的某些观点、命题和方法，有超越前人之处，不乏合理的因素，比如“新史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多因论”和综合研究。我们知道人类历史是一个辨证的统一整体，决定社会发展的动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单纯属于经济范畴，政治、文化、思想都对历史运动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从这个意义说，历史应当是由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诸多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体，忽视经济、政治以外诸多因素的作用的观点是不全面的。“多因论”与综合研究则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这种片面性，从而提出了使历史研究由简单记述过渡到探索现象之间的联系，由“如实反映历史真相”过渡到分析、概括，虽是初步的，然而是必要的过程。在唯物史观远未成为美国史学界指导思想的当时，“新史学”企图冲击盘据史坛的保守、反动的史观，扩大史学家的视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改进史学研究和编纂方法的尝试，应当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至于《中译本序言》非难鲁滨孙“没有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主人翁”。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标准提出的要求，在资产阶级史学中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这样的认识的。当然，“新史学”在二十年代传入中国，有其消极的影响，但这一学派，教科书，较之清末民初袭用的日本教材，或我们自编的《泰西大历史》《西史纲要》之类，终究是前进了一步。
    六十年代初，我国世界史学术界展开过对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批判。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体系内容极为庞杂，其观点和方法有无合理的因素，今天看来似还可作进一步的分析、探讨。又如朗克的“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这一著名命题，如果不是从客观主义的立场，而是从历史学的科学性的要求来理解，是否完全错误也是大有商讨余地的。
    过去的种种批判，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其中凡属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意见都是当时历史条件和认识的局限性的产物。本文所举不过是个人一孔之见，限于理论和学术水平，未敢自信，只是提出问题，希望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和深入的讨究。
    “文化大革命”前关于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论战中，提出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历史主义的问题。戚本禹于1966年著文攻击翦伯赞同志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见《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四期）。其实，当时的“左派”政论家们有几个对于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来龙去脉、性质特征真有了解是颇为可疑的。粉碎“四人帮”后，张芝联同志率先发表了《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一文（《世界历史》，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张文不仅为翦老辩诬，而且对十七八世纪历史主义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对十九世纪到朗克为止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内涵和特征，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概括，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同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本质区别，澄清了有关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起了积极的作用⑩。之后，又连续出现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几篇文章。从近年的讨论情况看来，讨论者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是研究历史的一种原则或方法，但迄今为止，对于什么是“历史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则始终未引起讨论。我们觉得，历史主义的研究对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均有密切关系，应当给予重视。
    第四，注意了解当代国外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研究动态并从中吸取营养。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不是凭空创建的，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吸取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加以改造、创新而逐渐形成的。其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我们粗略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浏览过或钻研过其著作的近代西方著名史学家、历史哲学家有：德国的康德、海尔德、黑格尔、席勒、利奥、罗特克、文克尔曼、施勒格尔、哥列斯、朗克、普芬多夫、施维格勒、蒙森等；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杜谷、孔多塞、圣西门、傅立叶，王朝复辟时期的诸大家--梯叶里、米涅、基佐、梯也尔以及拉马丁、托克威尔，孔德、路易·勃朗、库朗热、泰纳等；英国的F·培根、休谟、吉本、艾利生、马考莱、卡莱尔、高德文、科贝特、斯塔布斯、格林、弗里曼、西蒙、斯宾塞等；意大利的马基雅弗里、维柯等；美国的班克洛夫特、斯巴克斯等，包括了不同国家的重要流派。马克思、恩格斯对上述诸家的思想和方法大多写了评语，对个别著作（如《英国人民简史》）还作了札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对马考莱的政治历史观点的评论即有六处之多（11）。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是这样从正、反两面吸取有用的资料，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奠定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