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人口状况而言，是在不断递减。在阿拉伯--摩尔人统治鼎盛时代，西班牙是欧洲一个最富裕和人口众多的国家，（24）共有三千万的居民。（25）到16世纪初年，还拥有一千多万的人口，但到1619年，仅仅剩下六百万人了。（26）这时，在许多大城市里，有些丧失了1／2的居民，有些甚至丧失掉3／4的居民。至于商业小市镇和村庄，有许多早已完全从地面上消灭掉。作为社会生产力中具有决定性因素的直接生产者日益减少，是决定西班牙社会经济衰落的重要因素。西班牙人口急剧减少主要原因大致有三：其一是由于农业和工商业经济衰落，使许多人民流离颠沛，走向背乡离井的死亡道路。其二是由于封建专制君主执行大封建主贵族和反动的天主教会的意旨，进行了残酷的宗教迫害和民族压迫，将大量进步人士和“异端分子”加以驱除和杀害。如在1492年征服格兰那大时，就驱逐犹太人使其迁居国外者达十六万五千人；被迫受洗改奉基督教者达五万人；被判处死刑者达二万人。（27）1609年开始，又把一百多万摩尔人的后裔驱逐出境。（28）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那样：“比较野蛮的征服者杀光或驱走某个国家的居民，并且由于不会利用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或衰落下去。例如摩尔西班牙的基督教徒，就是这样对待摩尔人赖以从事高度发展的农业和园艺业的大部分灌溉工程的。”（29）其三是西班牙在开展殖民活动和争夺欧洲霸权斗争中，也使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因而丧生。
    西班牙社会经济在十六世纪中叶前后所出现的由盛而衰状况，使中外经济史学者们惊讶不已！不难看出，这是亚洲式君主专制制度统治走向反动的必然结果。
    二、亚洲式君主专制出现后国家政治走向反动道路
    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制度与英、法的君主专制制度纯属表面上的相同，其实质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的专制制度。马克思在指出使西班牙专制君主权力增强的特点时说：“君主专制不仅在西班牙遇到了本性就同中央集权抵触的物质因素，而且尽力阻碍取决于全国性的分工和国内交换的多样性的共同利益的产生，而这种共同利益正是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和统一的法律的唯一可能的基础。”（30）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西班牙还没有象英、法那样形成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政治统一体。在十六世纪初期，西班牙是一个幅员广阔而人口众多的强国，但其国内统一的本身，还不过是为着继续保存政治上各自为政那种状况的装饰品。各个区域和各个省分并没有失去旧时代的行动自由习惯和特权。这种状况的形成先是取决于这个国家地方生活、各省和各个公社的独立性以及社会发展的不一致性，也因半岛上地形造成这种差异性。另方面，由于在反阿拉伯--摩尔人的斗争中，解放的时间有先有后，组成的独立小王国有大有小，经济发展状况既有共性又有特性。
    其次是西班牙与英、法等国的君主专制政体所起的作用截然不同。对此，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在欧洲其他大国里，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在那里君主专制是一个洪炉，在这个洪炉里各种社会成分被搀合在一起，受到开导，这就使得城市认为资产阶级的普遍统治和市民社会的公共政权比自己的中世纪的地方自治更好。在西班牙则恰恰相反，贵族政治虽趋于衰落，却保持自己的最恶劣特权，而城市虽已丧失自己的中世纪的权力，却没有得到现代城市所具有的意义。”（31）从1538年贵族代表在国会，自认没有任何“凡人”命中注定的负担--缴纳国税的发言中，充分暴露了西班牙贵族具有对待市民和农民的无限高傲态度，明显地表明了西班牙君主专制国家完全代表蔑视其他一切人们的贵族统治利益已达到何等严重的地步！同时，从城市自治权被剥夺和人民起义被镇压，可以证明西班牙城市已经丧失了西欧类型的城市意义，并变成了东方类型的城市，也可以看到西班牙城市的地位和遭遇已达到何等悲惨的境地！（32）
    再次是由于西班牙和其他西欧大国的君主专制政体的阶级基础有着明显的不同。西班牙君主专制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封建大贵族和天主教会僧侣阶级，而后才是资产阶级。相反地如西欧主要国家英国君主专制的阶级基础首先是封建官僚和新贵族以及资产阶级，而法国的君主专制的阶级基础是封建主贵族、僧侣阶级和资产阶级。因此西班牙君主专制主要是维护僧俗大封建主大贵族的狭隘的阶级利益。
    由于上述情况，西班牙的君主专制是属于亚洲型的，是和土耳其一样的政体，这样，它必然要使政治走向反动的道路。其主要表现大致有四：
    一是如上面所论述那样，为了维护大封建主贵族的利益，并从增加国家收入以充裕国库出发，在农业和工商业以及对外贸易等方面实行许多十分反动的政策和有害措施，使社会经济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