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国世界史学者对近代史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投入的力量相对地说比较多。欧美国家和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运动，近代国际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以及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是近年来我们研究的主要课题。
    资产阶级革命史的研究，过去不仅在理论上受“左”的影响，而且研究的范围也比较狭窄，往往局限在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的作用这一类问题上。现在，学者们开始注意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包括对一些重大的事件和主要的人物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还重视对不同国家的革命或改革运动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提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见解。
    1981年，刘宗绪副教授撰文对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研究中的某些理论问题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尽一致的看法。其中谈到衡量资产阶级革命彻底与否的标准问题。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评价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标准。过去在研究中往往把农民是否得到土地作为评价资产阶级革命是否彻底的尺度，这是不妥当的。在学术讨论中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以往关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中确有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片面性，重新进行再探讨是必要的，但不能由此产生另一种片面性。推翻封建制度，其中就包括农民从封建桎梏下争取解放，这与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由劳动力是一致的；不能撇开被压迫阶级群众的解放来评价资产阶级革命。
    刘宗绪还认为，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最先掌握政权的总是资产阶级上层，即金融资产阶级。他们往往主张君主立宪，对此我们的研究者长期以来都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其实，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而前者更符合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19）。
    一些学者对长期以来存在于我国史学界的关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保守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英国革命保守说的根据之一是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事实上，这次事件应当被看成是一次革命，它保卫了四十年代的革命成果（20）。
    英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是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结成联盟。关于新贵族的问题，过去我国研究不多。近几年来史学家们开始对新贵族的性质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认为，新贵族不是从旧贵族中分裂出来的。旧贵族在1485年红白玫瑰战争之后已互相残杀殆尽。其后裔从土地上赶走佃户，代之以绵羊，实质上成了资产阶级。后来又有大批非贵族出身的商人、手工工场主等加入了这一阵营，从而使新贵族成为一个多种成分的“复合体”。它使英国革命有别于法国革命，使革命后的英国社会带有很大的“表面延续性”。
    我们在研究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是很重视的。关于克伦威尔的评价，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过去的观点。有人认为，克伦威尔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斩杀国王并非为了废止君主专制，而是为了取而代之。他操纵议会和军队，欺骗和镇压人民，特别是入侵爱尔兰，充分证明他不想满足当时整个社会的需要，而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欲望，因而最终导致封建王朝复辟。另一些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主张对克伦威尔作分段评价。在共和国成立以前应对他基本肯定，在后期则应基本否定。
    关于对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评价，有些学者认为丹东后期提出的“宽容政策”并不意味着“倒退复辟”和“妥协投降”，它对内主张人道、宽大和法治，反对恐怖扩大化，对外主张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这种政策是合理而正确的。丹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基于对丹东的这一新评价，有的研究者从各个方面论证了雅各宾派统治后期的恐怖政策不仅是多余的，并且扩大化，因而最后导致了雅各宾派的失败。
    关于对拿破仑的评价，是中国学者在研究法国大革命史过程中讨论得比较热烈的一个问题。发表的文章多从不同侧面着眼，论点各异。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元明教授的《拿破仑评传》。这是我国学者写的第一本研究拿破仑的著作。它从拿破仑的世界观、军事思想、外交政策、宗教政策以及《拿破仑法典》等方面对这位历史人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