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一、第二国际史的研究，近年来总的趋势是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突破原来的框框，从当代国际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出发来重新思考和探索有关的历史问题。有些史学家对评价一些过去被否定的或是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感到兴趣。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著述有彭树智副教授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鼻祖》、李显荣副研究员的《巴枯宁评传》、张文焕研究员的《拉萨尔评传》，以及相当数量的论文。研究者们力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一些复杂的历史人物指明其思想和实践的演变过程，对于他们的是非功过作出全面的科学评价。例如有些研究者指出，伯恩斯坦作为修正主义的创始人不容翻案，但对他一生思想的演变应当给予具体和恰如其分的分析。他早年曾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中期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880-1890年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期间虽有所动摇，仍然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只是到1896年以后才逐渐发生质变，最终堕落为修正主义者。在对考茨基的研究中，学者们同样认为，他也有一个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中派主义者，最后到叛徒的演变过程。有的研究者把考茨基的思想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1910年是马克思主义者；1910-1917年是中派主义者；1917年以后堕落为叛徒（30）。对列宁批判考茨基时使用的“叛徒”一词，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叛徒”的含义既是理论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另一些人则认为仅仅是理论上的。多数学者都认为，对待这些国际工运史上的反面人物，既不能美化，也不能简单化地笼统否定。
    对于国际工运史上有过杰出贡献而又犯了严重错误的一些人物，史学家们也提出了某些与以往不同的见解。有的研究者认为，在评价卢森堡时，必须对她和列宁之间的争论进行客观的具体分析。例如在建党问题上，卢森堡虽然错误地批评了列宁的集中制思想，而且过分夸大了群众的自发性，但总的来说还不能认为卢森堡有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自发论体系。她的思想与孟什维克还是不同的。她强调群众的自发运动和党内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多半是从西欧和德国的情况出发的。这样的结论对俄国就不适用。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在我国史学界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不少学者在论述独立运动前夕的资本主义萌芽时，具体考察了手工业、商业和农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学者们分别研究了巴西、海地等国家独立运动的特点和进程，并就其中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同于一些国外学者的见解。例如有的论著指出，巴西的独立既不是象巴西本国的一些史学家所说的是葡萄牙君主开明意志预谋的结果，也不是象外国一些学者所说仅仅是从葡萄牙分离出来，而是巴西人民长期武装起义和流血斗争的结果。这与西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道路没有本质上的不同（31）。
    对独立运动的性质和领导权问题，在学者中存在着争论。一部分人认为，独立战争是拉美人民反对殖民制度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另一部分人则强调独立战争的反对殖民主义性质，因为它的主要成果是推翻殖民统治，使国家获得了独立。有的学者认为在拉美的大部分地区，独立战争是由土生白人自由派地主领导的，少数地区由新兴资产阶级领导。也有的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中国史学家对拉美独立战争的著名领导人博利瓦尔和圣马丁等人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们指出，马克思在1858年写的《博利瓦尔-伊-庞特》一文中对博利瓦尔作了基本否定的评价，这主要是当时缺乏文献资料造成的。博利瓦尔是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拉丁美洲民主政治的奠基者（32）。他的“大陆主义”思想滋养了一代拉丁美洲人民，成了拉美人民团结战斗的共同理想。它并不是美国所鼓吹的“泛美主义”，而是没有帝国主义的民主的美洲主义（33）。博利瓦尔所进行的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34）。
    四
    近年来，世界现代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一是苏联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二是美国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问题，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四是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些问题。
    苏联过渡时期史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非偶然。除了世界史学科发展本身的需要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展也要求认真研究苏联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便从中取得有益的借鉴。在最近几年公开发表的著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对于“战时共产主义”，过去一般都是简单地予以肯定，因为它使苏俄度过了内战时期的各种困难，拯救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著述则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既是为了应付战争而被迫采取的非常措施，又是企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尝试。作为前者，它是成功的，有成绩的；作为后者，它失败了，有严重的错误（35）。有的研究者还把实施“战时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从1918至1919年是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从1920至1921年初则主要是考虑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36）。当然，在评价“战时共产主义”时，研究者之间是有分歧的，有的强调它的错误，有的突出它的功绩。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大家都力求突破传统的看法，即揭示“战时共产主义”的积极作用，又分析其消极后果，从而得以比较全面、深入地探索它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