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把二战前史作为一个重点研究的课题。齐世荣教授在《三十年代英国的重整军备与绥靖外交》等著述中，对英国重整军备不力的原因及其与绥靖外交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提出重整军备不力主要有经济、政治和战略三个方面的原因。英国政府把绥靖外交作为避免英德战争、实现两国和解的最有效的手段。但这一切都招致了英国在二战初期的一系列惨败。
    在二战前史的研究中，我们加强了对欧洲法西斯问题的探讨。1984年11月，《世界历史》编辑部召开了这一课题的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围绕欧洲法西斯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德意法西斯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实质，特别是与垄断资本的关系；德意法西斯的扩军步骤和欧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一专题的讨论无疑把二战前史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从而促进对二战史的有关方面进行综合性的考察和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是我国世界史学界一直比较重视的课题。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不少，其中篇幅较大的专著有三部（43）。朱贵生副研究员等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是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比较系统地阐述这一专题的学术著作，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书在若干问题上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说法不同的见解。例如作者肯定了苏联参战以前英、法对德战争行动的反法西斯性质。作者认为早在1940年6月，从英国支持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起就开始形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 该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各个战场的情况和包括一些中小国家在内的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适度地指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大战的进程和胜利结局所起的作用。张继平教授等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次大战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是我国史学家普遍重视的研究课题。有不少著述专门论述这个问题（44）。我们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人民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中国战场开辟最早，持续最久，中国人民及其军队牵制、消耗和歼灭了大量日本侵略军，同时也作出了极大的牺牲。
    中国学者对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第二战场的开辟问题，进行了探讨。一些研究者认为，1942年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是“完全可能的”（45）。或“不是完全不可能的”（46）。二者之间尽管有程度上的差异，但共同的则是“可能开辟”。有的研究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在194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英军队正在北非、东南亚、太平洋和大西洋战场忙于应付。在这种情况下，美英如果还准备象当初计划那样在年内开辟第二战场，即使不是异想天开，也是力不从心。另外，还有其他因素如军事、技术、人事等，也是需要考虑的。1942年确实还不具备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47）。
    现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我国史学界近年来比较注意研究的一个大课题。它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包括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一些领导人（如凯末尔、甘地等）的评价，非洲资产阶级的形成、特点和历史作用，战后非洲国家独立的道路及其性质，现代拉美民族民主运动及其重要思潮（如格瓦拉主义、庇隆主义、阿连德道路等），等等。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著述逐一介绍，只能概括地谈谈以下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对甘地的研究，包括甘地的阶级属性、他的非暴力和不合作思想剖析以及他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这些问题关系到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的看法和对印度独立的性质与意义的估计，不仅对研究印度现代史至关重要，对研究整个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关于甘地的阶级属性，有人认为他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有人认为他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还有人认为他是印度农民的伟大代表，但是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他主要代表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理想的政治领袖（48）。关于非暴力主义和不合作运动的评价，大体上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否定的，认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一方面赞成一种完全以军事暴力为基础的殖民统治机构，另一方面则要求人民在凶残的帝国主义面前解除武装。他的所谓不合作运动实际上包含着对殖民政府基本合作的内容（49）。第二种观点认为，非暴力和不合作是两个不同概念的结合，非暴力是甘地的人生哲学，其主要作用是束缚革命群众的手脚；不合作则是甘地的政治策略，其内容和性质都是反英的。第三种观点是肯定的，认为非暴力和不合作也是一种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形式，它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统治，推动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