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几点充分说明，城市与公民公社既相联系又有区别。
    第二种结构是国家组织。
    罗马国家的产生过程，由于伊达拉里亚人的统治而复杂化了。在塔克文王朝统治罗马公社的情况下，罗马人公社不可能发生质变。应该说，罗马公社自塞维阿改革起实际上已进入国家了。传统所说的共和元年（公元前509年）， 是指成立了由罗马贵族自行专政的共和国，把它定为国家产生之年，未必合适。其实，把国家的产生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它同公民公社以及城市的产生大体是同时进行的。
    公民公社“是作为城市而存在的”，同时又是“作为国家，作为国家组织而存在”（30）。所以，国家机构与城市公社是一致的。但国家机构也是一个有别于公社与城市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种区别在于：1.公社只包括公民，城市包括城市居民中的公民与非公民，国家则包括国中全体城乡居民，其中当然也有异邦人和奴隶。国家的职能正在于统治广大无公民权的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2.在国家机构的组成人员中包括原非公社公民的外来成份。罗马的国家机构有元老院、人民大会、各级公职以及军队、警务、监狱等暴力机关。其中都有被释奴隶甚至奴隶参加。“特里布斯、公职人员、高级长官的助手和祭司，还有在罗马征募的夜防队，大部分都是由被释奴隶来补充；大多数的骑士和许多元老也都是被释奴隶的后裔”（31）。塔西陀的这些话虽然是反映公元一世纪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在共和国时期也屡见不鲜。
    城邦各结构间的对立统一
    如前所述，城邦的三种结构是三位一体的，是一个统一事物的不同组成部分。三者相互联系、依赖、相辅相成。
    先来看一下公社与城市的关系。
    有了城市，公民公社才能实行其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需要和理想。公社的决定性生产部门是农业。小农经济的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32）。这种经济本质上是自给自足的。但是，在孤立的单独的个体家庭甚至个别村社范围内并不能实现自给自足，而只有以城市工商业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保障，才能实现。
    有了城市，公民公社才能联合为城市公社，从而建立起古典所有制。而城邦只有在古典所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在经济、政治的意识形态上达到古代世界中较高的发展水平。城市当然也离不开公民公社。公民公社既是城市的保障又是其主要社会内容。从这一意义上说，城市是公民公社的形式。
    但是，二者又是相互对立的，这表现在：1.公民公社以农业为本，以农民为主体，其生产目的是再生产作为公社成员的人的本身，保持公民的存在与延续，亦即保持公社的存在与延续。“人，不管他是怎样的被局限在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关系之内，毕竟总是作为生产的目的而出现”（33），即使在相当讲求谋利的加图的观念中，生产的目的也不是单纯的营利，而是为国家确保最好的公民（34）。城市则不同，其生产目的，主要是通过工商、高利贷业追逐利润，积累财富。这两种不同的生产目的，代表了两种互相排斥的经济发展方向。2.城市中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瓦解着公民公社。公社本是平等联合的整体，其根本原则是维持与再生产这一整体。废除债务奴隶制，土地最高限额法（李锡尼·绥克斯都法、格拉古土地法等）、限制土地买卖、公职人员的无薪制、贡献制（公职人员自费资助公共活动）城市平民的免费粮食配给制等，都是维护公社的统一性的措施。但此种统一性在城市商品经济的作用下不断遭到破坏。城市促成公民的职业分化，破坏公民利益的一致性。拥有奴隶和货币资金的大奴隶主，大量侵吞公有地，促使大地产发展，小农纷纷破产伦落城市，或弃农务工，或成为流氓无产者，或殖民他乡远离罗马。到公元前二世纪末，名存实亡的土地公有制终于转变为名副其实的私有制，作为公民公社基础的古典所有制乃告崩毁，公民公社的统一性也随之瓦解。3.公民公社有一层由血统和权利编织成的保守的藩篱。这是由它所保存的氏族关系残余、生产力的低下水平、自给自足的经济性质、土地的有限储备等诸种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公民权带有闭锁性，而城市则趋向于开放，它不断冲击着公民权的堡垒，把公民权大量授予释放奴隶等异族人，从而不断改变着公民公社的原有性质。
    再看城市与国家组织的关系。
    罗马城为国家提供了一个统治中心。罗马城的壁垒、庙宇、集议场、公所等既是城市的标志，又是国家的象征。同时，只有城市的存在，才能使国家机构完善化和民主化。共和初期，氏族贵族-土地贵族在城邦中占统治地位。后来，主要是城市中的富裕平民打入统治阶级，与氏族贵族融合而为豪门贵族，而城市中的下层平民则成为促进政治改革的积极力量。其结果，虽未像雅典那样使平民完全摆脱氏族贵族的控制，但也使国家机构趋于完善（增设部落会议和与城市有关的公职），统治基础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