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国家又是与公社、城市相对立的。国家机构有其相对独立性。它为了履行日益繁杂的行政事务，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管理手段，并吸收非祖籍公民参予政务。这就破坏了公社与国家机构的统一性。
    公社的农民兵是国家武力的主要源泉。但是，奴隶制国家在“对抗外间世界”（35）的过程中，如果不是被征服，便必然走攻城略地侵略扩张的道路，罗马正是如此。在战争中掠夺的巨额财富，反过来加速了公社的贫富分化，从而破坏了公社的“平等”联合。经过千征百战使罗马成为“世界的主人”的农民，自己却失去栖身之地，落得一无所有。于是公民兵为雇佣兵所代替。后来竟然可以成为军阀手中反祖国罗马自身的工具。这样，城邦在求得自身生存和扩展的斗争中，到头来却走向其反面--否定自身存在的基础。
    公社生产力的低下水平，以农为本和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以及政治生活的直接民主的原则，决定了早期城邦在人口和地域上的有限性。古代作家所述城邦的理想规模，都是人不过数千，地不过数百方里（36）。小国寡民的形式，正好包容狭隘保守的公社内容，国家对外的侵略扩张，必然冲破这一狭小的外壳。公元前5-4世纪，罗马公民数不过12-16万；3-2世纪增至30-40万；1世纪则猛增至90万。 在拓疆辟土、人口剧增的情况下，原有的城邦机构对被征服地区既缺乏新的、有效的统治手段，对内又不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和阶级状况。于是城邦的共和政体便必然为新的政体所取代。
    由此可见，城邦的三种结构组成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三者间既相联系依赖，又相对立排斥。公社是城邦的主体，城市是公民公社的形式和统治中心，国家机构则是城邦本质（统治贫民奴隶、御敌或侵略的工具）的标志。三者统一的基础是古典土地所有制。但三者的统一有一定的条件和限度（37）。这条件和限度是：生产力、奴隶制、商品货币关系诸方面有适当程度的发展，以致城邦诸结构及其相互联系得以存在和保持，而又未达到破坏这种存在与联系的程度。具体言之，城邦要以商品货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否则就不会出现城市和实现自给自足，但是这种发展又必须以不致侵蚀小土地所有制为限度；城邦必须以奴隶制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否则就谈不上公民的自由身分和特权，但是奴隶制的发展又必须以不致排挤自由民的劳动为限度，否则就保持不住自由公民的平等联合；城邦必须进行一定的军事扩张以保证奴隶制关系的再生产，但是这种扩张必须以城邦组织能够有效提供统治手段为限度。超出这一限度，城邦即陷于危机而趋于瓦解。城邦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奴隶制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破坏了城邦的基础和各结构间相互联系的条件。
    典型城邦的基本特征与城邦的普遍性
    一向说，古雅典和古罗马城邦是典型城邦，又称古典城邦。
    不错，雅典与罗马均可谓典型城邦。罗马在某些方面尤为典型。它是原生的（直接从氏族部落公社变化而来），自发（不是主要在外力作用下）形成的。它虽不像雅典那样“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从而构成“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28）。但它主要是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因为，如前所述，伊达拉里亚人的统治并未从根本上破坏罗马公社，而平民阶级就传统观点看虽说是外表成分，但是通过渐进过程溶入罗马公社。而在罗马城邦形成后，它的发展过程又是一贯的，没有像希腊诸城邦那样由于遭到外来侵略而变形。罗马城邦所有制和经济发展过程，表现正常，未呈现畸形状态，政治体制和法法也较完善。特别是，由城邦到帝国的转化过程，完全是通过内部斗争来实现的。所有这些均有典型意义，而就后几项而言，比雅典更为典型。
    但典型城邦绝不限于雅典、罗马。一切原生的、自发形成的，具有三种结构的早期奴隶制国家都应划入典型城邦的范围。这里有一问题，即有些国家，像斯巴达和佛西斯的潘诺佩（39），古人公认为保里斯，但有国无城，因而不完全具备三种结构，可否算作城市？潘诺佩情况不详，姑且不论。斯巴达可以看作城邦的一种模型（40）。因为作为城邦主体的公民公社及其与国家的统一性，在斯巴达表现完整明显。无城，与其国家形成途径（征服）及其农业社会性质有关，但并非漫无中心。然而，据上述论断，斯巴达并不是典型城邦，因为它不属自发形成，而且结构不完整。
    典型城邦的基本特征，首先正在于三种结构的对立统一。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充分表现出城邦的原始性、二重性、过渡性。公民公社是继氏族、部落、家族之后出现的人们共同体，无疑带有原始性，而作为其基础的则是公私并存的二重形态的土地所有制，其由原始公社向发达的阶级社会过渡的性质，亦属显然。城市既是公民公社的中心，又是工商业的中心，也具有明显的二重性。国家组织承袭了原始军事民主制的机构和传统，与之并存的则有适应统治需要的新设机构，同时此种国家形式又是向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过渡，其二重性、过渡性也显而易见。此外，在城邦的阶级结构方面也具有二重性，在旧有的氏族贵族和平民的旁边，有奴隶和新兴的奴隶主。其次，与三种结构相联系，古代城邦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型式上存在着公社组织、土地公有制和军事民主制的现象与传统。再次，正是城邦三结构之间的联系与制约，决定了城邦领域和人口的有限性，即所谓“小国寡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