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澳政策”的废除
    在本世纪60-70年代又在三个重大问题上战胜了种族主义：一是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自治问题；二是因南非板球队访澳而引起的反对种族主义的高潮；三是澳大利亚本国的土著黑人爆发了争取权利的斗争（16）。这三件事的发生，为本世纪70年代初工党及其领导的联邦政府彻底废除“白澳政策”奠定了基础。
    1962年7月，联合国托管地委员会在详细地研究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自治问题后提出了一个报告。报告认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自治进展过于缓慢，其原因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种族主义立场在作祟。并指出，这是“顽固地坚持渐进主义政策”的表现。报告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在1964 年以前， 必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起由100名议员组成的议会，并建立一所大学。此外， 还严厉谴责在“酒法”问题上推行种族主义歧视政策的做法（17）。
    联合国托管地委员会的报告，毁灭性地打击了澳大利亚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引起极大震动。此时，世界舆论大起，极力斥责澳大利亚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在联合国和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澳大利亚政府立即行动起来，纠正了自己的种族主义的错误，1962年修改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酒法，废除了酒法中对土著黑人不公正对待的条款，建立了一个调查该托管地三级教育状况的委员会。1963年，澳大利亚国会还通过了关于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议会及其权限的法案。但是联合国和世界舆论还是认为该托管地的自治进程仍然缓慢。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尤其是其领土部长G·E·巴恩斯经常受到批评，甚至谴责（18）。
    澳大利亚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一再遭到非难，这就迫使它不得不考虑本国土著黑人的政治权利的问题。根据宪法，澳大利亚土著黑人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宪法第27条规定：“在计算联邦人口人数时，……土人将不计算在内。”（19）战后，这条规定遭到国内外舆论的斥责。在反对种族主义政策的高潮下，1966年新上任的赫尔特总理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政府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举行公民投票，修改宪法。企图通过修改宪法，废除宪法中的这条规定。1967年5月举行了全国公民投票。投票结果，同意修改宪法。这样，宪法中的第127条便被取消了， 给予了土著黑人应有的公民权利（20）。这是澳大利亚政府首次主动采取消除“白澳政策”的具体行动。
    1971年6月末，一个南非白人板球队访问澳大利亚，先到达西澳大利亚的首府佩思，然后再到其它城市比赛表演。 这本来是一次极为平常的体育比赛访问，但1971年在整个澳大利亚却掀起了反对种族主义的浪潮，因为南非是严重推行种族主义的国家，因而此次访问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种族主义者立即行动起来，举行各种抗议活动，致使南非白人板球队走到哪里，抗议示威活动就出现在哪里。澳大利亚总理要求国家板球管理委员会主席设法解决此问题，以免事态扩大而引起更大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浪潮。澳大利亚板球委员会主席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同时还向总理提出：希望今后不要再让南非的体育队来澳。这次南非板球队访澳而掀起的抗议示威活动，实际上是一次全国规模的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新高潮。
    在这种背景下，澳洲土著黑人于1972年在其领袖领导下，组织起来进行争取土地权的斗争。土著民众为了扩大影响和显示自己的力量，纷纷涌进首都堪培拉，在国会大厦对面的草坪上建立起“土人大使馆”，并发誓要长期在此呆下去，直到获得土地权为止。联邦政府曾出动警察强行驱赶，却反而招致更多的土著民众涌入首都（22）。这样，本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白澳政策”由于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而不可能再存在下去了。同时各政党相继改变了自己种族主义的内外政策，并在自己的政纲中废除了“白澳政策”，工党行动尤为突出（23）。它在1965年从其党纲中首先删去了“白澳政策”，1971年6月又在党的第二十九届年会上，以44票对1票，通过了新的移民政策的决议。决议保证在移民问题上不再有种族主义的歧视（24）。
    本世纪60-70年代，澳大利亚的另外两大政党--自由党和乡村党也改变了对移民政策的种族主义立场。在1964年和1966年自由党领袖孟席斯与赫尔特担任联邦总理时，悄悄地改变了种族主义政策，约有6000名欧洲和亚洲的移民移入澳大利亚（25）。从1947年到1969年，来自亚洲和大洋洲的移民共计55000人，占同期总移民数的2.6％，其中资助移民占33％（26）。
    1972年工党在大选中获胜，澳大利亚著名政治家惠特拉姆，作为该党领袖出面组阁。同年12月，工党政府移民部长埃尔·格莱斯公开宣布接受并资助非欧洲的移民入境，从而正式地废除了“白澳政策”。1973年大约有25000人移民移入澳大利亚，其中十二分之一为亚非移民（27）。
    历史的辩证法经常告诫人们：要历史地观察问题和研究问题。“白澳政策”是当年工党所极力倡导并推行的，而它最终又被工党所废除，正如中国古人所云：解铃还须系铃人。
    两个结论
    从“白澳政策”的历史演变中，我们清楚地看出，这种国策不可能给澳大利亚的社会发展带来积极的结果。
    首先，“白澳政策”严重地阻碍了澳大利亚同亚洲、非洲和大洋洲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使自己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确立“白澳政策”之际，澳大利亚刚刚获得独立，国内殖民主义痕迹严重存在，所以，客观上它迫切地需要大开国门吸收外来文化和进行经济交往，以便迅速地制定出本民族的经济体制与文化体制，以进一步消除殖民主义的影响。但是，那时的澳大利亚政治家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却用“白澳政策”把自己封闭在三大洲之外，其结果使自己长期摆脱不了英帝国的控制。后来虽然摆脱了英国的控制，但很快又被美国拉上了“扼制共产主义”的战车。只是到了本世纪70年代初，澳大利亚的政治家才抛弃了“白澳政策”，开始重视与亚太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交往，彻底摆脱了英美控制，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
    其次，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远离欧美，其东、西、南三面环大洋，北面虽与亚洲咫尺之遥，但为海洋与海峡所阻断。这样的地理位置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使它天然地处于封闭状态。如此的地理条件，澳大利亚本应该特别注重对外大开国门，尤其是与咫尺之遥的亚洲更应加强经济与文化往来。然而，澳大利亚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反其道而行之，制定了“白澳政策”，延缓了澳大利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显然，这是不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