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甘菩遮罗阇罗克什弥并非婆拔跋摩一世的王后，而是一位名叫诃沙跋摩的国王之妻。而且，根据铭文以后各节内容来看，婆拔跋摩和诃沙跋摩都是国王阇耶跋摩七世的外祖父辈。因此可以断定：这位公主并不是先吴哥时期的人，从而必须重新考查赛代斯的巧妙推论。事实上，婆拔跋摩--现在不可能断言他是否曾娶过一位真腊公主--无论如何都是沙伐蒲摩的孙子，在其他碑铭记载的一个著名谱系中曾提到这一点。那么，沙伐蒲摩是否即扶南国王，确切地说，就是留陀跋摩（Rudravarman）呢？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确凿证据，即使有证据， 难道它能说明真腊王婆拔跋摩一世征服了扶南吗？对此，伯希和别无他法，只好根据中国编年史中提到的婆拔跋摩的兄弟质多斯那（Cirtasena），即摩因陀罗跋摩（Mehendravarman）进行类推，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事实上这一假说并无任何确凿的依据。 此外， 别的国王也曾有过太阴族与太阳族联姻之事， 如巴赛甘龙（Baksei Camkron）的碑铭就曾谈到过这一点。
    从一些碑铭中得知， 国王婆拔跋摩和摩因陀罗跋摩的父亲叫毗罗跋摩（Viravarman）。伯希和曾就这位亲王写道：“带‘跋摩’的名字是指一位大领主，而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毗罗跋摩并未当过国王”。伯希和没有注明其材料来源，但这大概是由于他放弃了一贯的审谨态度，根据巴塞（Barty ）的意见提出这个说法的。而巴塞的观点则更没有什么把握，他认为毗罗跋摩没有实行过统治，是因为在格代安（Kdei An，或称昂尊尼，Ang Chumnik）的k53 号碑铭中记载的国王名单里未能发现有关毗罗跋摩的任何痕迹。我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并不能用作依据，因为，例如在这个碑铭中也没有提到国王婆拔跋摩二世。据我所知，并没有能够断定毗罗跋摩未曾当过国王的文献，相反，我认为这位亲王并不是那么无足轻重。在前面提到过的铭文中。他的名字更是专门和沙伐蒲摩（且不论这个国王究竟是什么人）、婆拔跋摩以及质多斯那一摩因陀罗跋摩的名字一起出现。这一铭文是为称颂质多斯那一摩因陀罗跋摩而写的，文中把他的功勋与其他国王相提并论。由此，我看不出为什么单单毗罗跋摩不是一位国王，甚至他可能还是个重要的国王呢（至少铭文作者是这样认为的）。我的意见是：这纯系由于至今尚未发现过赞颂毗罗跋摩本人的碑铭所致，“沉默即论据”的说法，在此愈加没有价值。那么，毗罗跋摩是哪儿的国王呢？他是扶南王吗？因为扶南王是沙伐蒲摩，一般认为他可能是毗罗跋摩的父亲。是这么回事吗？他还是象他的儿子们婆拔跋摩和摩因陀罗跋摩那样，踞于真腊的王位之上？或许--我们该怎么说呢？--他是在其他王国的王座之上？关于这位国王的新史料（遣憾的是尚待发现）可能会明显改变我们对古代高棉国家的地理和历史的观念。
    如前所述，“扶南”一词已经得到了从语音学方面来看尚属合理的解释。这种解释由路易斯·费诺（Louis Finot）提出，并为他人接受，其中包括G·赛代斯。据B·卡尔格林（Karlgren）认为，“扶南”的古音读作biu-nam，是古高棉语汇vnam的转音。众所周知，vnam的意思是“山”。现在可就给南部柬埔寨取这么个名字是否合适提出质疑。P·杜邦（Dupont）为这种根据发现了“扶南”与vnam之间可能存在的对应关系作出的推测进行了相当不错的概括：
    “如果汉语中的‘扶南’确系古高棉语bnam（即‘山’）的对音，那就能够复原出古高棉语的王号‘（Kurun）banm’（意为‘山岭［之王］’），在公元7世纪的汉只（Han Cei）碑铭中可以看到该王号的梵文对音paravatabhupala……在这种情况下，梵文词paravatabhupala（‘山岭之王’）肯定是个王朝的名字，而中国人却把它与一个国家的名字混为一谈。此外，人们知道还有一个意思相同的王朝名字与此很接近，那就是公元8 世纪起在马来半岛和中爪哇出现的夏连特拉（Sailendra）王朝。”
    同时，杜邦还从人种学角度对已被伯希和视为定论的推测进行了论证，他怀疑被中国人称为扶南的国家的居民，是否在公元3世纪时就已是高棉人， 他也怀疑这个王国的名称是否出自古高棉语。看来，要解决以这种方式提出的问题甚为困难。就我本人而言，无论如何也没有能力试图解决它们。因此我的评论必须另有所据。依我看，必须强调指出：Kurun vnam一词从未在高棉碑铭中出现过。它的梵文对音汉只的门柱上实际出现过两次，而且该词仅见于这一铭文。必须看到，两根门柱上的碑铭是内容相同的，在重复刻写时有一些重要区别，在此我们并不想谈论这些差别。因此可以说paravatabhupala一词实际上只出现过一回， 而另一次只是重复一遍而已。当我们谈起扶南时，一般都把它视为以“山岭之王”为其国王称号的单一的国家。现在，则可以确切地看到在汉只碑铭的paravatabhupala 一词是以复数形式两度出现的，而且它所指的是被一个名叫婆拔跋摩（一世或二世）的国王击败了的几位国王。因而，我们不能不得出以下结论：paravatabhupala并非指扶南国王，而是指同时代的几位国王。由于这块碑铭没有提供能使我们找到这些王国地理位置的任何线索，我们只好笼统地把这些国王视为“高地诸王”！
    在指出由于把中国文献用作古代高棉历史的主要原始资料而产生的一些问题时，还能以阿因帝多补罗（Aninditapura）一地为例。笔者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认为，该地可能是个城市，并肯定它就是一个王国。论文中写道，高棉研究大师赛代斯置他非常熟悉的一块碑铭提供的关于这个王国位于吴哥地区的确凿证据于不顾，却通过中国史料的补充和从中得到的见解使他本人陷于推论之中，那些推论确实颇有见地，但还是把他引入谬误。
    不过，我丝毫无意否认中国编年史对高棉历史的巨大贡献。首先，它们是关于高棉最古老的碑铭出现以前整个时期的一个，也是唯一的原始资料来源。其次，它们还提供了一些基本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看来人们没有以足够的批判精神对中国史料加以研究，尤其是在可供研究工作者采用的高棉资料比较丰富之后仍然如此。无论这些资料来源多么值得商榷，但我们应当相信它们的真实性和作为当地资料所具有的巨大可贵性。总的来看，中国皇帝是如何看待扶南的呢？扶南这个遥远的国家，时常向中国皇帝派遣使者或奉献贡品，这些贡品还曾使中国皇帝感到为难。真腊与中国则可能更是如此。中国宫廷中的一些侍臣为了扼要记载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到的有关这些国家的情况。当然，这些来自远方国家的使者在有幸向中国皇帝致礼的时候，如果这些国家显得愈大，皇帝的尊荣也愈高。侍臣们便竭力夸大这些‘属国’的重要性，自己则可从中得到些好处。正因如此，结果使中国人渐渐以为扶南是个大帝国，而取代了扶南的真腊自然也是这样。本世纪初，欧洲学者们接受了中国人的看法，正如我要说的那样，这从整体上阻碍我们增进对这些国家历史的了解。如果他们曾经尝试把这些国家，例如由马端临描述的国家一个挨一个地在东南亚地图上画出它们的位置，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完全接受中国的记载。我们应当赞同D·W·沃尔特（Wolters）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在印度支那，甚至在被指为扶南、真腊所在的地区，无疑有比扶南、真腊多得多的王国存在，其中有些可能还相当重要。P·杜邦在谈到中国文献中的“陆真腊”和“水真腊”时，论述了公元8世纪时高棉各王国实际存在的多样性。水陆真腊通常被看作是一个被分裂了的国家，有时也被称作“无政府状态”的国家，因为它与西方观点不符。那种观点认为在水陆真腊出现之前的时期内，扶南或真腊都是统一的国家，只是在公元8世纪时由于一些我们尚不了解的原因，才在国王阇耶跋摩一世死后发生分裂的。在此人们忘记了，如果说查理曼实际上能够部分地统一欧洲，那他就是世界上这一地区的历史上的一个由偶然事件造就的英雄。另一方，人们可能会问：“混乱”和“无政府”状况在18世纪的德国比在20世纪初的德国难道更为普遍吗？碑铭证实高棉国家在存在着许多小国和公国，至今不知根据什么而被中国称作扶南和真腊的国家，也属于这些国家之列，它们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国家。看来，有的国王有时设法夺取了对一个多少比较大些的国家集团的领导权，然而这种局面显然只是暂时现象，只能维持到其本人统治的结束。也有一些幸运的例子，即该王的儿子能够继续统治这种集团，但只此而已。要列举吴哥王朝时期的国王通过同样方式取得王位时所发生的事情就比较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