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考察了实行货币地租是哪一个阶级的愿望及这个愿望产生的原因后，还必须找出这种愿望得以实现的主要的客观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对那些和土地有别的劳动条件（农具及其它各种动产）的所有权”，“首先在事实上，然后又在法理上转化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是货币地租产生的前提。此外，“还要把商业、城市工业、商品生产一般和货币流通的显著发展假定作为前提。它还要把产品有一个市场价格，并或多或少接近价值来进行售卖的事实假定作为前提”。⑩在马克思讲的这三个条件中，第三个条件与货币地租的实现无疑有最为直接的关系。这是因为，农产品实现与货币的交换是货币地租产生的前提，但买卖事涉双方，如果没有买主，或没有足够的买主，农民售粮就无法实现，或只能压价贱卖。农产品假若不能以接近其价值的价格售卖，农民的一部分剩余劳动甚至一部分必要劳动就无法实现，地主得到的货币租就会低于被它所代替的力役地租或实物地租实际价值，而农民则连继续再生产都成问题。所以，农产品能以接近其价值的价格出售是货币地租产生和发展的必备的前提。12～14世纪时，西欧的货币地租之所以能产生并迅速地居统治地位，无疑是以农民能在市场上以接近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其农产品为其条件的。
    显然，这一条件的出现又“是以商品供求平衡为前提的”。因此，在商品和货币的价值已定的情况下，农产品能否按接近价值的价格售卖，供求状况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了。 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动， 农产品的价格就围绕着价值而升降。 1160～1179年间，英国小麦的平均价格是每夸脱1.89先令；1180～1190年间，则升至2.6先令，上涨了37％；1260～1279年间，上涨到5.62先令，几乎为1160～1179年间小麦价格的3倍。粮价的上升无疑是对农产品需求增长的表现。也正是这一时期，英国的货币地租上升到主导地位。这说明，西欧之所以能在12～14世纪期间完成向货币地租的过渡，是因为当时的西欧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农牧产品的商业性需求源。唯有如此，农民才能以接近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农牧产品，否则，地租形态的更替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自然经济居统治地位，农村不可能成为这种需求源，只有城市才具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较之东方封建各国，西欧城市小，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远低于东方，消费的粮食有限，又怎能产生对农牧产品的巨大需求？
    其间底蕴又首先在于西欧土地权和货币权的对立，城市汇集了社会的主要工商业。因此，除了城市的生产生活需要大量的牛羊等畜牧产品以供食用，并作纺织、皮革等工业的原料外，还需要多种经济作物如大麦、葡萄、亚麻、染料作物来酿酒和纺织。城市需求的这种多样性造成了大片的牧区、经济作物区、众多的专业户和雇工，从而使农村内部各地区、各种农户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也随之兴盛起来。例如兰圭多克地区、奥塞尔河流域，“既不播种，又不收获”，专种葡萄，所需粮食多赖外购。同时，由于是商业集中地，西欧城市不仅有丰富的货币储存，发达的市场机制，还有广泛的社会交往和国际联系，能将农牧产品远销国外市场。12世纪时，伦敦、布里斯托尔、南安普敦即已成为英国的输出口岸，大量的粮食、羊毛由此而销往西欧大陆。可见，尽管西欧城市人口不多，但由于它集中了全社会的主要工商业因而把工商业对多种原料的需求和国际社会对本国农牧产品的需要集其于一身，从而形成了一种以城市为核心，以国际市场为依托，以农村内部的农产品贸易为外围的多层次的农牧产品的商业性需求体系。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巨大的农牧产品的商业性需求源，农牧产品才能以接近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地租形态的更替才得以实现。故此，马克思认为，货币地租的产生还必须把“商业、城市工业、商品生产一般和货币流通的显著发展”作为前提。
    但是，西欧城市成为主要的农牧产品的商业性需求源是否还有其它的先决条件？换言之，是否所有的封建城市都会通过商品交换的渠道获得它们所需要的农牧产品从而使其对农牧产品的需求具有商业性质？如果说，象中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中居主导地位的官工官商那样，所需要的粮食和工商业原料主要通过调拨官办的工矿园林产品，农民缴纳的实物租赋、土贡和科买等形式获得，那么，这样的城市及工商业是否也能产生对农牧产品的巨大的商品性需求？答案是否定的。因此，城市所需要的农牧产品是通过商品交换获得的，还是通过征收实物租税得到的，概言之，城乡的基本经济关系是商品交换性质的，还是以租赋贡纳为主是决定城市能否成为农牧产品的商业性需求源的重要因素。所以，要探究西欧货币地租盛行的原因也不能忽视西欧中世纪的城乡经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