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市民获得粮食和原料的途径无非两个：收调租赋和购买。而前者只能存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市民有自己的田地，亲身耕种或役使他人以收取实物租赋；二是市民是封建主的奴仆或服劳役的农奴，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全赖其主人调拨。除此而外，市民只能通过贸易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为此，我们应考察货币地租盛行之前的西欧城市中有多少人在粮食方面能够自给。
    在新兴的城市中，最初的城市贵族大多源于乡村小贵族。他们由于各种原因而移住城市，因此，他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农副产品有一部分能直接从自己的庄园获得。但是，与同前述的乡居贵族一样，他们所需要的各种名贵食品仍需从市场购买；再者，他们远离城市，按传统方式管理其庄园困难重重。故此，如同13世纪后移居进城的封建贵族一样，他们被迫改变传统的庄园管理模式、产品分配方法，改收货币，从而不得不从市场上取得农副产品，甚至国王和宫廷也得如此。例如，13世纪时，伦敦市就有一批主要为王室和军队服务的粮商。（11）在爱德华一世同威尔士、法国、苏格兰作战的时期，供应军队的任务即由他们承担。再者，出身于旧贵族的城市贵族是不多的，且日益市民化。所以，通过征调庄园实物以满足自身需要的市民是有限的，绝大部分市民需要的农副产品都依赖市场。当然，这也有个发展过程。城市兴起初期，大都保留着相当重的农业成分，一部分市民在郊区拥有小块农田。随着城市的扩大和工商业的发展，这些农田或因城市扩建转为城市宅基，或因工商业者日益专业化而无法耕种，或无法履行封建义务而被市民出卖或被领主强制收回。所以，除了长期滞留在半乡村状况的小城市外，大中城市残留的农业成分是不多的。据庞兹统计，在1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农业是微乎其微的；在2000～10000人口的中等城市中，仅占1／7左右。就是小城市，如果工商业发达，或是港口，农业成分也不多。11世纪后期，诺里奇市市民的农田微不足道，而伊普斯威齐的538个市民家庭仅有耕地40亩。所以，总的说来，除了因特殊情况而引起的短期的、局部的逆转外，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们自己的农副产品不仅“只能满足总需求的一小部分”，而且日趋缩小；而对农副产品的商业性需求，无论相对数量还是绝对数量“都增长得很快”。
    仅占城市需求的一小部分的农副产品尚须仰赖于市场，城市需求中的主要部分工商业原料就更难以自给。它不仅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又有一定的质量要求。因此，不仅难以从本地庄园取得，甚至从一开始就不得不依赖国外市场。如羊毛、染料、高级木材等。就是那些有自己庄园的市民也难以维持传统的耕作方式，通过非商业渠道获得原料。因为经济作物的栽培需要高度的技术和人的自觉性，农奴劳动在这里是不适宜的，它需要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合作，（12）所以，农奴劳动在这里很早就被契约关系所取代。
    显然，西欧市民之所以不象中国的封建城市和封建国家通过征调农民的实物租赋来满足其工商业对农副产品和原料的需求，关键是他们没有土地所有权和对农民的人身奴役权。这是西欧土地权和货币权对立的必然结果。而这种对立产生的另一结果是，随着市民的经济力量的发展，绝大多数城市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市民均已获得了自由人身份。因此，他们不象在中国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工商业中服役的奴隶和系役工匠那样，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全赖主人调拨。由于不能通过收调租赋来满足其要求，西欧城乡关系的主流就只能是商品交换，绝大多数市民唯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和原料，从而使西欧封建城市对农牧产品的需求具有商业性质，成为主要的农牧产品的商业性需求源。
    正由于此，西欧城乡之间的农牧产品的贸易相当兴隆。大量的农牧产品因此而被运往城市。其数量之大，从英国温切斯特主教区庄园的情况中可见一斑。在1208～1209年间，这些庄园共收获小麦3679夸脱，出售了1767夸脱，为当年小麦总产量的48％。其中有三个庄园的出售量分别高达收获量的86％、88％和92％。此外，这个主教区还有占收获量28％的大麦，17％的燕麦和38％的豆类和几乎全部的羊毛被卖掉。到1299～1300年，被出售的粮食的比重更大，小麦70％，大麦39.5％，燕麦34％，裸麦67％。从上交的货币租的数量来看，这个主教区的农民投入市场的农牧产品的数量比领主自营地出售的粮食数量大得多。显然，如果西欧城乡的主要经济关系不是建立在商品交换之上，就不可能形成以城市为骨干并为城市所维系的如此巨大的农牧产品的商业性需求市场，这么大比重的剩余农产品也就无法按接近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劳役租、实物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化就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