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1年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爆发了希腊独立战争。这场战争所引起的一系列国际问题牵动着欧洲列强的每一根神经，如同早先土耳其士兵横扫东南欧时使所有欧洲人惊恐不已那样，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及其“遗产”的瓜分引起欧洲各国政府的严重关注，“东方问题”这一有着特定含义的政治术语在1822年神圣同盟召开的维罗纳会议上便应运而生。在欧洲列强中，距土耳其最为遥远的英国对东方问题的兴趣不小于与土耳其毗邻的沙皇俄国，可以说，正是英国的介入使东方问题逐渐演变为整个19世纪欧洲外交的主题之一。在处理希腊革命所引起的近东危机过程中，英国的政策几经变化，尤其是乔治·坎宁的近东政策令人瞩目，他一改初衷，实行联俄抑土政策，并承认希腊有限独立，从而为危机的结局奠定了基础。坎宁此举的意义远不止是英国策略的变化，后世便有史家称之“外交革命”。①本文拟通过对希腊独立战争时期坎宁的前任卡斯尔累和坎宁的近东政策的变化过程和原因的探讨，试评坎宁的危机对策。
    一
    东方问题发端于18世纪末叶。1699年卡罗维兹条约后，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日趋式微，在欧陆的扩张渐成颓势。至18世纪后半叶，崛起的沙俄帝国已着先鞭，将奥斯曼帝国作为其扩张的主要目标。对于近东格局的变化，长期以来英国的政治家却没有从战略高度来看待，甚至迟至18世纪也未认真对付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沙俄的扩张，原因之一是英国为在欧洲大陆与法国争雄，远交近攻，传统上经常以俄制法。
    但是，自18世纪末期始，近东地区对于英国战略利益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出来，而拿破仑远征埃及促使英国对近东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在英国通过17、18世纪的殖民扩张和争夺而形成的殖民帝国中，印度一直受到英国人的另眼看待，北美殖民地独立后印度的地位益形重要成了英王“王冠上的明珠”。正因如此，英国的对手拿破仑十分重视印度，他对克莱武将法国势力排挤出印度耿耿于怀，更清楚地看到征服印度是与英国争霸世界的有效途径。从地理位置上看，印度易受来自两方面的威胁：中亚阿富汗和近东地区。作为谋取印度的重大步骤，拿破仑除了曾与沙俄共同制订通过中亚远征印度的流产了的计划外，他还把争夺近东地区付诸行动，挥师征伐埃及。“为了真正征服英国，我们必须成为埃及的主人。”②
    拿破仑的行动使英国震惊不已，英国对近东的战略价值始有真正认识。为印度安全和其殖民帝国计，英国积极向近东地区渗透，获取了马耳他岛和爱奥尼亚群岛，在拿破仑帝国瓦解后，它又对沙俄的近东政策十分敏感。“英国是不能同意俄国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俄国如果占领这两个海峡，无论在贸易和政治方面，对英国实力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是致命的打击。”③
    正当近东地区在英国的全盘战略中的地位变得空前重要之际，希腊独立战争爆发了。此时执掌英国外交部的是卡斯尔累。卡斯尔累是维也纳体系的缔造者之一，在东方问题上承袭小庇特首相的主张，把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以扼制沙俄在近东的扩张作为外交方针。但希腊起义所引起的东方危机却使卡斯尔累面对俄土关系急剧紧张的复杂局面，对他来说希腊起义不啻是节外生枝。
    希腊起义本来与俄国有着联系，希腊革命组织友谊社建于敖德萨并得到沙俄的资助，起义首领之一亚·依普西朗蒂即为俄国将军，而希腊人卡波基斯特利亚伯爵是活跃于沙皇亚历山大周围的亲密顾问。沙皇一向以巴尔干信奉正教的被压迫民族的拯救者自居，以此为旗号向近东扩张。果然，土耳其政府对希腊起义的镇压给俄国的扩张好战分子注入兴奋剂，同时根据1774年库楚克--开纳吉条约和1812年布加勒斯特条约沙俄享有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堂和东正教臣民的权利，这便使俄国乘机干涉更振振有词了。1821年7月， 俄国驻土大使斯特拉格诺夫向素丹政府递交了具有最后通牒性质的照会。照会提出四点要求，内容除恢复和保护东正教和东正教教徒在土耳其境内的原有地位外，要求土耳其撤回其危机后开进多瑙河两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防止俄国干涉的军队。④然而，怒气正盛的素丹拒不予以回答，在规定的8天期限满后，7月27日斯特拉格诺夫离开君士坦丁堡，俄土关系中断，一时间俄土战争似有一触即发之势。
    近东危机引起卡斯尔累严重关注。对于希腊起义，这位外交大臣态度冷淡，他认为土属欧洲地区所爆发的起义因其具有革命的性质而对近东的稳定不利，因此对于希土冲突，卡斯尔累抱着小心谨慎的态度，即使有关让希土之间进行谈判之事，他也不愿作出建议，担心这样做“会鼓励希腊人的抵抗”。⑤卡斯尔累所关注的真正问题是俄土战争的严峻前景。由于执行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的方针，在卡斯尔累任期内对于俄土争端，他总是以息事宁人的调解者的面目出现，因为他十分清楚战争的后果。早在1815年因塞尔维亚起义土耳其与俄国发生冲突时，卡斯尔累就曾向素丹施加压力，警告素丹，如果由于鲁莽行事而使俄国得到战争借口，那么他就不要指望从西方列强得到援助。⑥卡斯尔累的这一政策现在得到了英国驻土大使斯特朗福德的忠实执行。这位大使一方面为土耳其人的行为辩解，劝说其他国家不要干涉奥斯曼帝国的内部事务，另一方面针对俄国大使唯恐天下不乱、不择手段地刺激素丹的言行，利用他的一切影响劝说素丹采取温和政策，接受俄国的要求而避免与俄国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