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亚历山大对欧洲协调颇抱希望。1823年以后，希土战场形势对希腊愈益有利，原因之一是欧洲掀起了声援希腊革命的运动，尤其是英国著名诗人拜伦亲赴希腊并在那里去世对欧洲舆论了解并同情希腊人的事业“作出了任何其他事件所不及的贡献。”（12）另一方面，素丹却冥顽不灵，坚持不作妥协。在这种情况下，1824年1月亚历山大向列强发出备忘录，邀请它们参加一个欧洲会议，以强迫素丹接受解决希腊问题的计划。亚历山大的计划是将希腊分为三个公国，五大国通过条约对其加以保证。显然这三个公国将依赖于俄国的保护，加上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和塞尔维亚，它们将对俄国形成众星拱月之势。毋庸赘言，列强对此计划是不会首肯的。但亚历山大竭力主张以此计划作为所建议召开的欧洲会议的讨论基础，他期望这一新的欧洲协调会增添俄国的荣耀，就象神圣同盟授权奥法干涉意大利和西班牙革命一样，俄国能从列强那里得到强迫素丹就范的上方宝剑。
    对此，坎宁从其政治立场出发，竭力规避与神圣同盟的合作。坎宁的所谓不干涉主义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就逐渐形成。他认为，一国有自己改宪变法的自由，但如果以某种“主义”甚或武力去干涉别国内政则这种自由就必然受到限制，因此他对拿破仑战争深恶痛绝。在他看来，法国的自由之焰是“虚伪的”，它扰乱了别国内部的安宁，因而扑灭它天经地义，当然最好以英国式自由的“纯正之火”取而代之。（13）维也纳会议后神圣同盟以正统原则到处干涉革命同样是不正当不合法的，因为这种做法粗暴践踏了各国人民的自由。四国同盟的职能应严格限于监督法国，英国政府如果同意将其作用扩大到威胁小国并与欧陆君主合作，必然为英国人民所不容。以此为理由，坎宁坚决反对英国参加干涉西属美洲的革命，即使国王乔治以“1814、1815和1816年的伟大原则是否要被抛弃”进行质问他也不为所动。（14）实质上，坎宁不干涉主义的动听词句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他担心深深卷入欧陆政治会使英国为欧陆列强所左右而失去行动自由，正如他自己早就说过的：“我们的真正政策总是不加干涉，除非遇到重大紧急情势，那时就要以支配性的力量介入。”（16）
    1824年1月15日坎宁表示反对召开有关希腊问题的欧洲会议。当时经驻土大使斯特朗福德的斡旋，素丹接受了俄国后又提出的三点要求中关键之点，即在同6月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兵，随后坎宁敦促亚历山大派遣外交代表赴君士坦丁堡以完全恢复俄土谈判。坎宁的意图是将东方问题局部化，并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之。这与沙皇召开国际会议旨在得到武装干涉授权的私心背道而驰，于是沙皇向素丹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同时以各种借口迟迟不派出赴土外交代表。坎宁则坚持只有俄土恢复外交关系，即俄外交代表赴君士坦丁堡，英国才会考虑与会。到5 月底巴黎一家报纸披露有关希腊计划的俄国备忘录，坎宁窃喜，因为该计划必会引起土耳其和希腊的共同反对。果然不出所料，希腊人强烈谴责俄国的希腊计划，坎宁以此为由回绝参加沙皇所期盼的欧洲会议。
    坎宁的态度使企图利用欧洲协调的梅特涅十分失望，而亚历山大则恼羞成怒，一气之下拒绝再与英国磋商希腊问题，英俄关系显然疏远了。坎宁处之泰然，他预料俄奥利益相左，它们谈不拢必然要分别求助于英国，那时英国就要控制局势了。然而，1825年下半年希腊战场风云突变，促使坎宁作出“外交革命”。
    三
    土耳其军队在镇压希腊起义中屡遭败绩，素丹马赫穆德二世以事成后割让克里特、塞浦路斯为报酬求援于其藩属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1825年2 月在穆罕默德·阿里之子易卜拉欣统帅下，大批埃及军队于莫里亚（即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入侵。这支勤王之师骁勇凶悍，所到之处对希腊人大肆屠杀，不久控制了莫里亚半岛，希腊起义处于危急之中。战场形势的急转直下加速了东方问题的发展。
    埃及军队的介入使沙皇亚历山大更为焦急地期望其他列强同意他对土使用武力。易卜拉欣的精兵在莫里亚登陆之时，正是圣彼得堡国际会议召开之日。亚历山大所寄希望的这次会议由于坎宁拒绝参加，只有神圣同盟和法国的代表与会。在会上，为了对付亚历山大的强烈要求，梅特涅耍了一个花招，提出要么让希腊完全屈从于素丹，要么承认希腊的独立。这个建议果然使亚历山大陷入困境，这时他还没有走得那么远让希腊独立，于是奥地利便借口反对任何形式的武力干涉。不久在访问巴黎期间，梅特涅自鸣得意地向人夸耀他能对亚历山大施加支配性的影响，这一消息迅速传到亚历山大耳中，使他对梅特涅的不满如火上浇油。到6 月份断断续续的圣彼得堡会议无果而散。但梅特涅聪明反被聪明误，亚历山大对神圣同盟感到绝望促使他索性将它和欧洲协调抛在一边而考虑自行其是。
    亚历山大摆脱了梅特涅的影响使坎宁很高兴，因为这给英国的近东政策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可能性，因此坎宁小心谨慎地向俄国大使列文夫妇暗示，英国愿在适当的时候恢复与俄国讨论希腊问题。但在此时坎宁认为合作的时机尚未成熟，所以，一方面他希望俄国采取主动，另一方面把政策的重心仍然放在英国设法单独在君士坦丁堡进行调解上。然而就在这时，局势的发展促使英俄谅解的步伐加快。1825年底欧洲流传着一个消息，说易卜拉欣欲在希腊实行种族灭绝计划。坎宁最初是从不无用心的列文那里得到这一消息的，而他的堂弟、新任驻土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从君士提丁堡发回的第一份电文小心地加以肯定。（16）这一所谓“蛮夷化”计划必然为英国舆论和政府所不容而在英国出现普遍的憎土亲希气氛。据英国外交史家克劳利分析，坎宁并不相信“蛮夷化”计划的真实性，“但乐于利用它作为影响国内舆论的手段”。（17）无论如何，坎宁已决心不再坐观事态的变化了。1826年2月斯特拉特福德接到训令，英国决心阻止“蛮夷化”计划的实施，必要时将以海军阻截莫里亚和埃及之间的交通。这将影响希腊战事，即使如此英国也要干，“除非土耳其政府公开否认有这样的计划或者立即命令易下拉欣放弃它。”（18）
    这时坎宁更为担心俄国的一意孤行。亚历山大与梅特涅的分手标志着他不再愿受神圣同盟的束缚。1825年9月亚历山大动身南巡克里米亚， 陪同者不是其大臣而是一位将军。可以肯定他已决定如果素丹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次年春俄军将发动进攻。俄国单独行动是坎宁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但在希腊问题上亚历山大却有意与英国合作。据说，亚历山大南巡前指示外交大臣涅塞尔罗德给列文发出训令，说：“事情变得日趋复杂，我周围的人都在向我施加压力，劝说我，我的人民要求战争。我的军队对开战充满激情，我大概再也不能抵抗他们。”在希腊问题上俄国愿意与英国合作，但为了面子俄国不宜采取主动，“如果英国政府采取某个步骤，它将不会遭到拒绝。”（19）1825年10月底，列文向坎宁转达了沙皇上述旨意。
    对于俄国的战争动向，坎宁迅速作出反应。11月中旬坎宁询问英国海军部门，英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是否足以“在交战双方之间强迫实施休战，如果不能，是否能迅速而充分地得到增援”。（20）对于俄国的和解姿态，坎宁未及作出回答，12月1日亚历山大暴卒于克里米亚。然而， 坎宁估计新上台的尼古拉一世同样不会对神圣同盟抱有幻想而会追求“更为纯粹的俄国政策”，即不顾列强的反应悍然发动战争，通过流血上台的新沙皇迫切需要“将国内的注意力转向对外事务”，（21）但在希腊问题上也会与亚历山大的新政策保持连续性而愿与英国达成谅解。在这关键时刻，坎宁果断决策，派遣威灵顿公爵代表政府参加尼古拉的加冕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