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卡斯尔累清楚，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沙皇手中，设法使亚历山大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是克服危机的关键所在。亚历山大这时不同于其手下一味希望开衅的大臣顾问，他的态度受到更多因素的牵制。作为沙俄帝国的继承者，开疆拓土自不待言，作为土耳其境内东正教徒的庇护人，在希腊人的请求下进行干涉本来也似乎名正言顺，甚至根据条约义务，作壁上观还有损俄国声誉。但是另一方面，俄国是维护旧秩序的神圣同盟的主要成员国之一，沙皇对于任何民族民主运动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大主教被进行报复的土耳其人吊死，俄国群情鼎沸之时，亚历山大适逗留奥地利，仇恨革命的梅特涅宰相利用正统主义竭力劝说沙皇不予希腊人以同情。在这种氛围下，亚历山大对土耳其人的屠杀态度克制，他向英国驻俄大使巴戈特表示，尽管有人希望俄国向土耳其开战，但他不会鼓励或支持这种想法，他要恪守神圣同盟的正统原则。
    亚历山大的这种表态固然很合卡斯尔累之意，但是1821年6 月沙皇回到圣彼得堡后便处在国内好战集团的强大影响之下，卡斯尔累仍然很感担忧。在一封给亚历山大的长信中，卡斯尔累不惜也以革命的威胁向沙皇施加压力。他说，希腊起义是正在欧洲传播的叛乱精神的一部分，这种精神在一切因某种原因而统治松弛的地方迸发。“如果说其表现在土耳其更具有毁灭性，那是因为在那个不幸的国家，那些激情、偏见，首先是宗教仇恨赋予民族骚乱最为令人厌恶和痛苦的色彩。”他呼吁沙皇表现出宽宏大量，因为俄国本身未发生动乱，劝说沙皇既不要为自己的臣民也不要为毕竟是侵略者的希腊人加以干涉，最好让动乱自然平息。⑧
    可以说，卡斯尔的危机对策与梅特涅的想法是不谋而合。沙俄向近东巴尔干的扩张日益明显之后，奥俄矛盾逐渐暴露和尖锐起来。进入19世纪后，俄国在多瑙河两公国的得势使奥地利很感威胁，俄国势力在巴尔干的任何增强对它都是不利的。因而对于因希腊起义引起的近东危机，梅特涅除了不遗余力地谴责革命，主要目标就是防止俄国趁火打劫，而其方针则是借助于神圣同盟和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协调，拉住英国，诱使俄国就范。
    因此，对于这次危机，英奥的利益是共同的，但卡斯尔累联奥抑俄却不无顾忌。卡斯尔累认为维也纳国际体系的基础是势力均衡，而欧洲会议体系或欧洲协调能够使维也纳会议的领土安排和欧洲和平得到保证和维持。因此，卡斯尔累对于欧洲协调的初期活动能够予以合作。但是，梅特涅和沙皇利用国际会议体系干涉欧洲的民族民主革命，欧洲协调成了神圣同盟到处镇压革命的工具，从而使卡斯尔累的政策也召致英国不少人强烈不满。卡斯尔累后来也看到其欧洲政策的危险性，因而在1820年5月表示了要与欧洲协调疏远的态度。在东方问题上， 英国所坚持的是维护奥斯曼帝国完整的传统方针，在希腊起义之初英国普通群众对那里的情况知之甚少，他们的反俄情绪甚于对希腊人的同情，因此卡斯尔累没有贸然像俄国所建议的那样由列强联合向土耳其施加压力而让俄国渔利。然而，原有政策的影响是深刻的，卡斯尔累与欧洲的协调的联系藕断丝连，直到他去世只是部分与欧陆列强分离。所以尽管有着种种不便，对于抑制俄国的利益一致性使卡斯尔累决定利用奥地利推行英国的政策。一方面卡斯尔累向亚历山大表示，“我坚信每一国……将仍然恪守四国同盟的基本义务，为了欧洲的安全和稳定，直到现在受到适当和谨慎维持的欧洲体系将长期存在下去；⑧另一方面，他没有使梅特涅失望。1821年10月，利用陪同乔治国王访问汉诺威之机，卡斯尔累与应邀前来的梅特涅商谈了东方问题。当时卡斯尔累曾邀请俄国一起参加以召开一个小型的欧洲协调会议，但因俄国代表未及时赶到而未果。于是，卡斯尔累与梅特涅单独商定，双方都可利用亚历山大十分看重的欧洲协调原则向他施加影响。汉诺威会晤后，卡斯尔累通过巴戈特大使向沙皇进一步表明他的立场，坚决否认俄国有开战的合法理由，英国绝不会支持战争；即使战争不可避免，也不会同意建立独立的希腊国家。梅特涅则以较缓和语气向亚历山大表示了同样的态度，同时，英奥还向素丹施加压力，以接受俄国的四点要求。英奥的行动得到了普鲁士和法国的支持。
    在欧洲列强联合抵制开衅的情况下，通过英奥外交家在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的紧张活动，1822年春亚历山大开始抑制以卡波基斯特利亚伯爵为首的好战集团的战争要求，并表示要继续与欧洲协调合作。到1822年8月，卡斯尔累去世时， 素丹接受了俄国的四点要求，余留问题将在卡斯尔累决定参加的大国维罗纳会议上解决。近东危机得到了暂时的缓和。
    二
    这样，1822年8 月乔治·坎宁再次出任英国外交大臣时所面对的近东局势似乎不很紧张。卡斯尔累的联奥抑俄政策取得成功，亚历山大没有突破欧洲协调的框架。在随后召开的维罗纳会议上，希腊独立革命因反对“正统君主”而受到神圣同盟国家的一致谴责，希腊代表虽然到会却未被允许参加会议；会议的主议题是关于镇压西班牙革命，解决东方问题不是当务之急。然而，危机的根源，即希腊问题却仍然存在，并且由于希腊人在军事上渐占优势而使局势孕育着更大的变化。
    1823年3月25日，坎宁对近东事态采取了第一个重大步骤。他未与列强协商，即宣布承认希腊为交战一方。此举使欧洲为之震动，在列强看来，它起码包含着两个重大意义：一是意味着对“叛逆者”希腊革命政府的实际承认而改变了英国的中立政策；二是坎宁单方面的行动使英国与神圣同盟分离，卡斯尔累与欧陆列强合作的政策顿时发生危机。
    那么坎宁承认希腊为交战一方是否就改变了对希土冲突保持中立的既定政策呢？对于英国传统的近东政策坎宁一直是持赞成态度，在其任议员之初就鼓吹他会毫不犹豫地与素丹结盟反法。1807到1809年第一次担任外交大臣期间，坎宁将他的亲土政策付诸实践⑨。然而当再度入主白厅时形势已大为改观，即衰落中的土耳其久久不能弹压希腊人，希腊人反而利用自身有利条件不断壮大，卡斯尔累所期待的希腊起义被平息而使近东重趋稳定的局面没有出现。希土战火的蔓延殃及了英国的实际利益，因为英国在爱琴海的贸易由于土耳其无力保护而遭受严重损失。坎宁承认希腊为交战一方主要是他保护英国商业利益的一个措施。对此坎宁解释说：“承认希腊为交战一方是必要的，因为不可能将数百万之众当作海盗对待，不可能将一场从一开始就以双方令人厌恶的野蛮行径为特征的争夺视为文明的战争。”在回答梅特涅的抗议时，坎宁称，他只能把希腊当作海盗或交战一方，而后一称呼则是一种事实而非原则，因为希腊人已“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力量和稳定。”⑩实际上早在卡斯尔累临死前，他就已考虑承认希腊为交战一方。可见，坎宁的举动是继承了卡斯尔累现实主义政策倾向，尽管客观上有助于希腊人的事业，并且不能不影响维护奥斯曼帝国完整的方针的执行，但是表面上并没有多大程度上偏离英国既定的中立政策。因此，坎宁态度审慎，英国的军官们受到警告，如果他们站在希腊一方，将被从现役军人名册上除名。（11）
    坎宁不愿参与欧洲协调，更不愿与神圣同盟同流合污，这一点却是明确无误的。直到1825年底，坎宁不仅断然拒绝为英国在近东的利益而使用武力，而且尽量避免介入希土冲突，以免引起战争而为俄国火中取栗。在这方面坎宁与其前任的目标是一致的，与梅特涅也是一致的。然而，坎宁却坚持反对以大国会议和欧洲协调来达到这一目标，其结果不仅使英奥关系趋于冷淡，而且使英俄关系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