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宁的用意何在？俄奥的分歧对英国甚为有利，但英国单独解决希腊问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英国虽是海上霸主，但在大陆上没有盟国的支持仍然难以有所作为。在给威灵顿的训令中坎宁表达了他的目的。首先，坎宁想竭力避免战争。如果英国单独调解失败，英国愿意与俄国合作进行干涉，但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调解失败并不意味着俄国有发动战争的权利。其次，如果单独和联合干涉均告失败，英国将“必要时通过武力阻止易卜拉欣所制订的计划的实行”。坎宁认为，如果英国对“蛮夷化”计划无动于衷，就不能阻止俄国“在强大的道义和政治原因刺激下并以此为借口”而采取单独行动。（22）显然，坎宁企图通过英国主动与俄国合作来牵制俄的行动。
    1826年4月4日，威灵顿公爵与涅塞尔罗德和列文签署英俄《圣彼得堡议定书》。议定书的主要内容：第一款，就希腊问题向土耳其提出调解，如被接受，希腊将成为土耳其的纳贡附属国。它享有宗教和商业自由，以及管理内部事务的全权，但土耳其享有任命官员的权力。第二、三款，英国将在希土、俄土之间进行单独调解，如英国的调解遭到拒绝，英俄将进行对希土冲突的联合调解。第四款，上述谈判和希腊边界事宜将由俄英与土耳其作出安排。第五款，英俄均不谋求对土耳其的任何特殊领土或商业利益。第六款，其他列强，即奥地利、法国和普鲁士将被邀请加入该议定书，并与俄国一起对解决方案予以保证，英国将不予这样的保证。（23）
    据说坎宁对威灵顿在谈判中被尼古拉牵着鼻子走颇有微词，但对于协议书本身，除第六款坎宁认为“草拟得不太高明”，因为它规定邀请列强保证“我们尚不知道的东西”，坎宁承认，威灵顿公爵处理谨慎，“无论怎么说，对于支持希腊人没有超出英国政府认为合适的范围”。（24）所以他对于议定书的内容并无不满。对于坎宁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议定书使英俄从冷淡疏远转为携手合作，标志着英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折，即所谓“外交革命”的实现。
    四
    《圣彼得堡议定书》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包含了一个解决希腊问题的新方案，即让希腊有限独立。对于坎宁来说，这一解决方案是酝酿已久的事。在希腊起义初期，英国决策者对它是不屑一顾的，尤其是卡斯尔累把它看作影响近东稳定的不利因素。但希腊人英勇顽强的斗争和欧洲的声援使希土战争演变成一场长期冲突，这就使英国不得不正视。克劳利认为，坎宁“不喜欢埃及人统治伯罗奔尼撒和爱琴海上希腊海盗出没这两个前景”，更为重要的是长期动乱给俄国在近东扩张的企图提供了难以反对的借口。正因为此，坎宁下决心解决希腊问题。《圣彼得堡议定书》规定希腊为处于土耳其宗主权下纳贡自治的国家，坎宁认为这是一个在当时形势下各方均能接受的妥协性方案。他希望正视现实，尽快使近东局势安定下来。实际上，这时坎宁已完全背离了英国所一直坚持的中立立场，而公开亲近希腊人了。人们认为议定书是列强“对希腊独立所实行的第一个有效的步骤”。（26）
    《圣彼得堡议定书》使英国和俄国走到了一起，这对东方问题的暂时解决产生了重大影响。自1821年希腊起义以后至1828年俄土战争爆发这一过程，是俄国处心积虑企图挑起对土战争的过程，也是英国以及其他列强竭力阻止俄国启衅的过程。卡斯尔累所采取的是联合梅特涅对亚历山大施加影响使其受制于欧洲协调的框架内的方针，但实际上无论卡斯尔累还是梅特涅均不能以此为长久之计，亚历山大终究会醒悟而我行我素的。坎宁上台时在东方问题上采取冷处理的方针，是因为他不喜欢神圣同盟对素丹表现出妥协的姿态，而亚历山大仍对梅特涅的支持抱有希望，换言之近东局势尚未进一步激化。然而，易卜拉欣入侵后，沙皇的战争欲望空前强烈，英国原有的处理方针皆难奏效，同时坎宁决心解决希腊问题而单独行动又力不从心。因此他转而采取与俄合作的政策，以此既抑制俄国的扩张势头，又借助俄国之力，在解决希腊问题中争取主动。
    但是，坎宁的这一政策具有危险性。希腊人对于有限独立是不满的，但迫于形势勉强地接受了，而素丹的态度大相径庭。由于近卫军叛乱，素丹暂时无力应付俄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接受了俄国的最后通牒。1826年10月与俄国签订《阿克曼条约》，但在希腊问题上，素丹态度强硬，拒不接受《圣彼得堡议定书》、并因议定书而憎恨英国。（当坎宁去世时，马赫穆德十分兴奋地说，足见真主不曾忘记他的信徒，他的信徒的最可怕敌人终于死了。（27）这样，如果坎宁想实施他的希腊计划仅仅靠外交途径就不够了，恰好《伦敦条约》提供了另一种段。
    1827年7月6日签订的《伦敦条约》是坎宁政策思想的发展。为了消除国内亲土派和舆论中对英俄单独缔约的不满，同时也是为了更加有利地制约俄国，坎宁邀请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参加英俄协议。梅特涅反对抑土扶希而拒不同意，普鲁士追随其后。法国不愿丧失在近东的影响，但为了面子，提出以三国条约代替法国加入《圣彼得堡议定书》。作为交涉结果的《伦敦条约》的主要内容同于《圣彼得堡议定书》，但十分重要的是其附款，它规定：如在1月期限内土耳其未接受调解，缔约国将“采取条件所允许的一切手段”促成迅速停战，以尽可能防止交战双方的一切冲突，但缔约国“不参加交战双方的敌对。”（28）当传闻易卜拉欣推行“蛮夷化”计划时坎宁就欲以武力强迫其放弃之，后来素丹和易卜拉欣均否认有此计划，坎宁便没有义务再使用武力。可是现在为了迫使素丹就范，动用武力干涉又提上议事日程，并且与俄国、法国一起。如果素丹慑于列强的威胁而接受了坎宁的希腊计划，固然这是坎宁所希望的最好结果，东方问题因此而能得到缓解；然而现实是素丹仍然拒不接受《伦敦条约》，列强便难免与素丹兵戎相见，其危险性却是无论卡斯尔累还是坎宁所一直竭力阻止的俄国单独开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尽管坎宁还想以合作牵制住俄国。
    坎宁于1827年8月8日去世而未能看到其新近东政策的后果，但死前他似乎对使用武力的严重性很担忧，并尽最后努力以避免之。坎宁一方面派遣驻法使馆的一名少校去埃及劝说穆罕默德·阿里，以列强的战争威胁争取埃及的中立，另一方面致函斯特拉特福德。告诉他《伦敦条约》的精神是和平干涉，劝之以友好的武力示威。语气如此缓和以致其堂弟评论该信说：“调子低沉，迥异于他思想中常有的灵活性”。（29）但是既要顽固的素丹服从，使用武力就势在难免。因此，英国另一位著名外交史家坦珀利认为，斯特拉特福德给英国海军中将、盟国舰队总指挥科德林顿的指示，即阻止埃及舰队向希腊埃及军队提供增援的任务，“在必要或者一切其他手段都用尽时最终将以炮击来实施”，似乎是斯特拉特福德对坎宁真实意图的合理解释。（30）结果，1827年10月20日纳瓦里诺海战，盟国舰队几乎全歼土埃联合舰队。
    纳瓦里诺海战意义重大，“4小时的海战比7年外交所做的还多，易卜拉欣威风扫地，科德林顿的大炮的轰鸣赫然宣告了希腊的自由”。（31）但是海战的直接后果却是素丹恼羞成怒撕毁《阿克曼条约》，俄国以此为借口，1828年4 月终于发动了对土战争，英国的危机对策所一直竭力防止的可能性成了现实。这场俄土战争是在《伦敦条约》及其自然结果纳瓦里诺海战所造成的欧洲列强迫使素丹让步的氛围下进行的，尼古拉一世有恃无恐，加上坎宁的继任威灵顿公爵一度犹豫不决而未能施加重大影响，本来形势对俄国更为有利，所幸的事实是，俄国军队竟是银样蜡枪头，最后攻至土耳其京城下已成强弩之末。结束战争的《亚德里亚那堡条约》没有给予俄国多少额外的战利品，近东的和平却因而得以降临。然而，俄国毕竟在近东逐鹿中争取了主动，扩大了影响。或许为坦珀利所言，如果坎宁还活着，他不会让俄土战争爆发，或者至少要使其更早的结束，（32）那么《圣彼得堡议定书》开始的以联俄制俄的方针有着对英国有利的结果。当然这种可能性只是给予历史评价增添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