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纳粹政府的人口政策绝不是孤立的，同涉及到第三帝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政策一样，其人口政策是整个纳粹主义理论和纳粹统治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纳粹政府之所以实行这样一种人口政策，其主要目的有二：
    其一，保持和繁殖德意志种族。在纳粹的思想武库中，根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是其核心内容。按照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人类分为文明的建设者、文明的接受者和文明的破坏者三类。“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成果，几乎完全是雅利安人创造的产物”。德意志人作为雅利安人的后代、日耳曼人的核心，是“地球上最高级的人种”，“应当主宰世界”；犹太人、斯拉夫人等是劣等种族，应该被淘汰或灭绝。因而，德意志“种族保持及繁殖”成为纳粹国家的首要目的。正如希特勒所说：“国家是个种族有机体”，“国家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则是保种保族”。如何来保种保族呢？一是要保持种族血统纯洁，二是要使种族不断繁殖增大。为此，纳粹“国家……必须把种族放在一切生活的中心”，必须从保种保族的角度来考虑直接影响人口发展的婚姻和生育问题。希特勒认为：“结婚本身不应该是目的，它必须为一个更高的目标服务；保种保族并且使之增殖扩大，这才是结婚的意义，才是结婚的任务”。必须为元首和民族多生育，“不给国家生养健康子女，必须认为是不可宽恕的。在这一点上，国家必须充当千秋事业的监护人，在这种事业面前，个人不能有自己的愿望和自私心，而只有绝对服从……因此，一个人民的国家必须一开始就把婚配的水平提高，使它脱离原来那种不断损害种族纯洁性的水平，而使它具有一种制度的神圣性”（31）。“假如德国每年生育一百万个孩子，消灭70万到80万名最懦弱者，那么最终也许甚至会使民族的力量增强”（32）。显然，在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观念中，结婚和生育已失去原本上的意义，它不再是个人的生活私事，也不再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它完全纳入到纳粹种族主义理论和人口政策体系，成为“保种保族”的手段和工具。
    其二，夺取生存空间，建立和巩固德国的世界霸权。在纳粹主义理论中，“生存空间论”是与“种族优越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希特勒指出：“保证德国的生存空间是我们的最高原则”（33）。“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有足够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必须敢于团结我国人民及其力量走上这条能引导我国人民从目前有限的生存空间走向新土地的道路，……我们必须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目标，……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34）。希特勒在权衡了强权政治的各种可能性后，把在东方夺取生存空间作为德国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他说：“如果我们今天在欧洲谈到新的土地的话，我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俄国以及从属于它的边缘国家”（35）。在夺取生存空间时，如果“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就用拳头来取”，“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36）。可见，诉诸武力，对外侵略扩张，建立欧洲乃至世界霸权是纳粹政府对外政策的宗旨。对于把战争作为既定国策的纳粹政府来说，人口问题成为一个与纳粹霸业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今天我们在欧洲有八千万日耳曼人！只有在过了一百年以后，这个大陆上有二亿五千万日耳曼人的时候，这一外交政策才会被承认是正确的”（37）。但现实情况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战争中的牺牲、领土的缩小、结婚率低和双子女家庭的发展趋势，使德国的人口发展停滞甚至下降。例如，1914年德国人口为6779万，而1933年仅为6600万左右（38）。在纳粹政府看来，人口减少对发动战争、谋取霸权是一个十分不利的障碍因素。因为战争不仅需要有大量的军队源源不断地开赴战场，而且需要有足够的人力维持战时经济的运转。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曾透露了希特勒对人口减少的忧虑，“生育减少对我们的民族简直是不能容忍的。元首这样强调，在20至45年内以及以后，我们将缺少多少师团”。“亚洲民族以非常快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北部民族，而北部民族基本上没有增加，如果保持这种情况，那么即使我们赢了这场战争，对我们北部民族也毫无用处，因为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还会被强大的亚洲民族所压倒”。所以，对德意志民族来讲，增加人口至关重要，“生育的数量愈多，其前途和生活愈有保障”（39）。显而易见，纳粹政府是从对外战争和建立世界霸权的立场来看待人口问题的。面对德国人口的减少，他们迫切要求人们结婚，要求妇女返回家庭做母亲，为元首和民族尽可能多生优生孩子。
    总之，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纳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德国人口发展。表面看来，纳粹的人口政策是要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口发展停滞问题，但实质上，它是以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为根据，以发动对外战争和称霸世界为目的的。尽管纳粹的人口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曾起到了刺激人们结婚、生育的作用，然而，它所要求达到的目标，即要求德国人民尽可能多生孩子，并没有实现。相反，希勒发动的历时六年的战争对德国人口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却是灾难性的。
    注释：
    ①（11）（23）（31）（34）（36）（37）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25、129、361、123—129、121、121、121、122页。
    ②⑦（22）彼得·波罗夫斯基：《阿道夫·希特勒》，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110、113、109页。
    ③（21）（30）克劳斯—耶尔格·鲁尔：《1933—1945年纳粹的家庭政策》，载德国历史教师协会杂志《历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8期。
    ④阿玛利·劳厄：《民族社会主义的妇女观》，科隆1932年版，第17页。
    ⑤奥古斯特·迈尔：《德意志母亲与德国崛起》，慕尼黑一柏林1938年版，第24页。
    ⑥安内特·库恩、瓦伦梯内·罗特：《德国法西斯主义中的妇女》，杜塞尔多夫1982年版，第60页。
    ⑧（24）（25）（26）（27）（28）弗里德里希·布格德弗：《生育减少：德国的欧洲文化病与医治》，海德堡——柏林——马格德堡1942年版，第181、69—98、68—69、 80、156、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