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塞普的新策略包括4个方面。 第一：争取除英国以外的欧洲列强支持开凿运河或至少保持沉默，不进行干预，使英国孤掌难鸣。为此，1856年3月， 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和会召开期间，莱塞普在巴黎穿梭于各国代表之中。并恳请奥地利参加和会的代表协助，将“各国应对开凿运河持中立立场”作为一项条款放进巴黎和约中去。（26）和会主要解决与克里米亚战争相关的问题，根本未涉及运河，莱塞普的如意算盘落空。
    第二，尽可能地争取英国政府反对派的支持，特别是争取英国商人和资本家对开凿运河的投资。1857年4月至6月，莱塞普几乎走遍了英国，在利物浦、伯明翰、曼彻斯特、伦敦等城市和港口召开会议、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说，激起了一些商人和资本家的热情。但莱塞普离开英国后，帕麦斯顿为了平息莱塞普四处游说所造成的轰动效应，在1857年7月两次下院会议上， 斥责运河计划为“空洞虚幻的计划”（Bubble Schemes），告戒英国资本家和商人不要“受其欺骗”，以免自己的投资“得不到回报。”（27）1858年，帕麦斯顿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打通两海如果真的有利可图，也轮不到我们，而是其他地中海国家。”（28）在帕麦斯顿富有感染力的攻势下，英国资本家和商人们的热情随之减退。
    第三，争取法国政府更公开更明确的支持。1857年，莱塞普写信向法皇拿破仑三世报告，英国根本没有遵守“两国一致不干涉运河事务”的约定，“帕麦斯顿一直在用英国政府的全部影响阻止运河计划的实现。”（29）因此，莱塞普要求法国政府选择时机抵制和战胜英国对土耳其的影响。法皇虽然表示希望看到运河计划的成功，却仍强调要避免同英国的冲突，不愿采取公开支持莱塞普的方式。
    第四，千方百计使土耳其政府相信，英国对开凿运河的激烈反对，主要是帕麦斯顿及英国驻土耳其公使斯特莱福特个人的意见，不能完全表明英国政府的态度。相反，法国政府暗中对运河的支持却强劲有力。1857年12月和1858年2 月斯特莱福特和帕麦斯顿的相继离职，（30）更给莱塞普提供了希望。英国新内阁很快向土耳其明确表态；在运河问题上，“完全遵循前任的方针”。（31）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也向英国保证：没有英国的同意，土耳其决不批准运河租让合同。莱塞普的这一计谋也未得逞。
    莱塞普的一切努力都无明显成效，便于1858年10月，宣布成立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并决定发行2亿法郎股票作为资本。2亿法郎分成40万股，每股500法郎。 为了尽快实现“既成事实”，莱塞普在股票未出售完毕的情况下，抢先于1859年4 月25日在地中海的塞得港破土动工开凿运河。
    三
    从1859年4月苏伊士运河动工开凿至1869 年运河通航是英法围绕运河开凿问题斗争的第二个阶级。与第一阶段比较，这一阶段的斗争有两个特点：（一）法国政府从幕后走到台前，公开支持莱塞普，英法斗争表面化：（二）随着运河的开凿，英国的策略逐渐发生变化，从反对开凿运河向“先成之、后夺之”转变。
    法国政府本来就自视为运河公司的后盾。运河开工之初，法国正在与奥地利进行争夺意大利的战争，为避免英国干涉它在欧洲的行动，没有公开支持运河公司。7月，法国担心法奥战争的拖延导致意大利人民起义，在战争目的部分实现之后，遂与奥地利缔约。法奥战争平息，法国已无后顾之忧，决定公开出面，瓦莱夫斯基首先向法国驻埃及领事萨巴捷表示：“法国政府不会忘记运河公司的大部分资本来自法国人”，“我们必须照顾这些法国人的利益”。（32）10月23日，法皇亲自接见莱塞普，明确表示支持开凿苏伊士运河，并授权他转告运河公司的股东，以此坚定股东们的信心。
    法国政府公开支持开凿运河，英法的斗争表面化。针对法国政府的公开表态，英国外交大臣罗素毫不示弱地表示：英国反对开凿运河的决心不会动摇。除了再度重申以前的反对理由外，英国攻击法国想变埃及为自己殖民地。英国《晨邮报》发表文章说，法国要在埃及创造一个由自己控制的“达达尼尔”或“直布罗陀”。（33）罗素指责运河租让合同已使莱塞普成为“埃及真正的帕夏。”（34）
    法国对运河的公开支持唤起了赛义德对开凿运河的热情。1861年3月， 他为运河工程提供约2500名劳工，8月，他开始执行劳工法令，强征劳工， 提供劳工数字持续增长。1862年10月时，已有2.2万名劳工在苏伊士地峡劳动。
    1863年1月继任埃及帕夏的伊斯梅尔，比赛义德有更强烈的独立愿望。 伊斯梅尔意识到英国坚持维护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政策，不可能支持埃及独立。埃及独立的愿望“只能借助法国实现”。（35）伊斯梅尔一上台便声称自己是一个“运河主义者”，将全力推动运河工程的完工。1863年3月19日，伊斯梅尔与运河公司签订新的协定，同意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认购剩余股票，从而使埃及认购的股票超过17.7万股，伊斯梅尔成为运河公司最大的股东。赛义德和伊斯海尔的这些措施挽救了运河公司。
    英国急于了解工程的实际进展情况。1862年11月，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布尔沃奉命赴埃及参观苏伊士地峡。之后，布尔沃在向罗素报告中谈到运河开凿的进度时说：我们“低估了已经做的，而高估了仍然存在的困难”，“只要能进一步筹措到资金，运河的完工已成定局”。（36）布尔沃对以前英国坚持的观点——“运河是英国的灾难”、“运河建成将削弱英国海上霸权”，提出了不同的意见。（37）布尔沃认为，英国政府不应反对运河本身，而应反对运河被法国人控制和操纵。从这一观点出发，布尔沃引申出“英国只要仍在海上处于优势地位，应该比其他国家更有条件控制运河”的新结论。（38）
    1863年以后，当英国看到运河开凿的“既成事实”已无法改变时，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开始转而涉足其间，以便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上。英国认为，土耳其有条件地批准运河租让合同，对实现自己的意图最为有利。1863年春，按照布尔沃的授意，土耳其分别向英法和埃及提出批准租让合同、同意开凿运河的条件。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废除埃及为运河强征劳工、提供4／5劳力的法令；（二）运河公司放弃租让合同中割与的、运河两岸多余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