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得知土耳其的批准条件后，坚持要其修改，但英国警告土耳其，如果“条件”被修改，土耳其的完整将失去保障。围绕着“条件”问题，英法争执不休。与此同时，运河公司和埃及也就“条件”讨价还价。几经周折，1866年初，英法默认了埃及与运河公司达成的协议。运河公司同意废除劳工法令；公司只保留运河工程所需的土地，放弃多余的6万公顷土地；埃及支付8,400万法郎给运河公司，作为更改租让合同的赔偿。对法国来讲，运河公司凭空得到8,400万法郎，为招募自由劳动力、购置机器等运河下一步的开凿获得资金。对英国而言，它授意坚持的“条件”基本实现，加强对运河事务影响的目的初步达到。只是埃及承受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由于英法的妥协，1866年3月19日，土耳其素丹发布敕令，批准10 年前的运河租让合同，承认7年前的“既成事实”，至此，运河开凿获得了合法地位。随后，莱塞普宣布，运河的成功“不再只是希望”，而是“无可争辩的事实”。（39）1869年11月，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
    运河通航，从形式上看，莱塞普胜利了，法国占了上风，他们长期追逐的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目的实现了。虽然从阻挠运河开凿的角度讲，英国的确失败了。但是，运河通航的第二年，全年有489条船通过运河，其中英国船占324条；全年通过运河的货物吨位43.7万吨，英国货物达29.1万吨。从这个意义讲，英国——运河最激烈的反对者，又是运河最大的受益者。它说明了不论运河由谁主持开凿，谁拥有海上霸权，经济实力雄厚，在地中海和红海处于战略优势，谁才能真正占有运河和控制埃及。19世纪60年代，是英国经济发展的极盛时期。英国生产全世界铁的53％、煤和褐煤的50％。（40）英国拥有全世界1／3以上的商船，它的产品遍销世界各地，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贸易中心。不仅如此，英国还享有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占据着海上重要战略据点。继1839年占领亚丁之后，英国又于1857年夺取了丕林岛，控制了红海南端。1863年，英国在地中海的马耳他岛扩建海军基地，使该岛成为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停泊地。正是凭借经济实力和海上优势，英国逐渐实现了“先成之，后夺之”的策略。法国人说：“从运河通航起，我们就丢掉了埃及”。英国人说：“从运河通航起，我们就拥有了运河”。（41）英国1875年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股票，1882年占领埃及，一步步地证实了这个道理。苏伊士运河勾通了两海——红海和地中海；却分开了两洲——非洲和亚洲。运河对世界政治地理和经济贸易的重要影响将引起欧洲列强，尤其是英法对运河、对埃及更激烈的争夺。
    注释：
    ①舍恩菲尔德：《国际事务中的苏伊士运河》（H.J.Schonfield The Suez Canal in World Affairs），纽约1953年版，第9页。
    ②哈尔贝里：《苏伊士运河，它的历史和外交重要性》（Ch. W. Hallberg, The Sulz Canal, Its History and Diplomatic Importance），纽约1931年版，第38页。
    ③哈尔贝里：《苏伊士运河，它的历史和外交重要性》（Ch. W. Hallberg,The Sulz Canal, Its History and Diplomatic Importance），纽约1931年版，第54页。
    ④约翰·马洛：《苏伊士运河的建成》（J. Marlowe, The Making of the Suel Canal），伦敦1964年版，第19页。
    ⑤约翰·马洛：《苏伊士运河的建成》（J. Marlowe, The Making of the Suel Canal），伦敦1964年版，第25—26页。
    ⑥舍恩菲尔德：《国际事务中的苏伊士运河》，第10—11页。
    ⑦纳忠：《埃及近现代史》，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5页。
    ⑧乔治·E·柯克：《中东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6页。
    ⑨哈尔贝里：《苏伊士运河，它的历史和外交重要性》，第71页。
    ⑩古奇：《剑桥英国外交政策史》（G.P.Gooch,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rgn Poliey, 1783—1919, Vol II）第二卷，剑桥1923年版，第162页。
    （11）约翰·马洛·《苏伊士运河的建成》，第51—52页。
    （12）舍恩菲尔德：《国际事务中的苏伊士运河》，第18页。
    （13）约翰·马洛：《英埃关系，1800—1953》（J·Marlowe, Anglo Egyptian Relations, 1800—1953），伦敦1954年版，第62页。
    （14）哈尔贝里：《苏伊士运河，它的历史和外交重要性》，第107页。
    （15）约翰·马洛：《苏伊士运河的建成》，第75页。
    （16）约翰·马洛：《英埃关系，1800—1953》，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