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也反对制裁，常务次长费希尔的话最有代表性。他在12月18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警告说：“除了经济封锁的愚蠢之外，我们将发现我们自己或早或晚由于美国人（他偶然地在亚洲没有特殊利益关系）而陷于困境，而且日本将抢先占领香港。那么难道我们应该再加上同日本作战的致命的愚蠢行为并因而在欧洲自杀吗？”（18）
    与罗斯福的建议最直接有关的是海军部，但他们对封锁的反应也并不令人鼓舞。海军参谋长查特菲尔德连对自己的政府提出的派舰队去远东进行海军示威的建议都不赞成，他曾在12月30日写给有可能被派到远东的地中海舰队司令庞德的信中谈到：“当前关于舰队去东方的整个形势是极不确定的；实际上我也厌恶派遣它……但我正尽可能地做好一切准备。……显然你将必须率领的舰队是极为不能令人满意的，但如果它一定要出发，我认为我们应当肯定也有美国的舰队在一起，这将使〔形势〕变得极为不同……然而美国对任何行动的一切谈论都是禁忌的和极为保密的，……无论如何我们也从未能确定他会做什么，因此我们也决不能绝对依靠他们。”（19）但是海军对美国现在同意某种形式的参谋会谈感到高兴，因为如果没有对信号、部队调动、巡逻编制以及夜间舰队行动的情报交换达成协议，要想在任何针对日本的紧急事件中使用压倒一切的兵力都是不可能的（20）。
    作为内阁首相，张伯伦直截了当地反对制裁日本。他在12月21日的下院讲演中声称他不准备成为“世界警察”。在22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张伯伦欢迎美国舰队访问新加坡，因为他觉得这也许能够镇住日本人，但再次反对制裁。他认为罗斯福所谓的实施制裁而又不至于冒战争风险的想法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尽管他承认西方的威信正在中国受到损害。但表示除非日本人发动严重的侵略，英国派军舰去远东就是一个错误，而英美同时显示武力将对全世界起到持续稳定的作用。他同意举行参谋会谈，但却希望通过会谈来教育和抑制美国人，让他们明白：“战略形势的现实状况”以及不能指望实行一种封锁而又不准备用武力来支持它。于是内阁会议最后决定欢迎美国代表团并举行海军参谋会谈，同时希望劝说美国人采取“某些立即的行动作为对另一个‘紧急事件’的一种威慑”（21）。这便是英国为会谈准备的立场。
    12月17日罗斯福向内阁成员说明了他在头天夜里同林赛谈到的将来实行海上封锁以“隔离”日本的计划（22），立即在政府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内政部长伊克斯赞成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他在12月18日的日记中很有见地地说明了给日本一个预防性打击的必要性。他写道：“尽管我是个和平主义者，但现在我正在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即如果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要生存下去，他们或早或晚将不得不与法西斯国家产生争执——武装争执。这将意味着美国与日本会处于战争之中，然而要是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么在日本加强了它的军事力量和用在中国掠夺的战利品补充了它的钱袋之后，我们现在在战略上不是比那时处于更好的地位吗？如果我们现在就打击他们，我们难道不是能用比以后任何时候所付出的更小的生命和财产代价使日本不敢越轨吗？”（23）财政部长摩根索也支持以经济制裁日本，并希望使用与英国一同对日本实行外汇管理的方法，但为英国拒绝。韦尔斯赞成以海军提前进行军事演习和派巡洋舰访问新加坡的方式对日本施加压力，甚至对新加坡或许可以作为某些美国战舰的一个可资利用的基地感兴趣（24）。赫尔则认为“封锁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可能事件，它必须要求仔细的和技术方面的研究，而且除非在某种进一步暴行的情况下才可能被实行，但即使在那时也不能指望这一点”（25）。
    军方的反应也很不一致。自1935年底陆海军联合委员会要求其下属的联合计划委员会从两洋战争的角度出发，重新修改针对日本的作战计划（“橙色计划”）以来，直到现在陆海军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双方的观点反映在12月27日递交给联合委员会的报告中。陆军坚持防御战略。陆军计划者们考虑到欧洲可能出现的形势，希望保持防御态势东到180°子午线，即夏威夷链条的最远界限。他们强调陆军的任务是保卫美国和它的领土，尽管并没有排除菲律宾，但由于它位于180°子午线以东，他们也不打算增援这个群岛，因此他们在原则上反对在这条线以西的进攻行动。但海军继续热衷于渐进穿过太平洋的旨在打败日本的进攻行动，而且认为既然美日必定早晚一战，那么现在就是对美国最有利的时刻（26）。海军部长克劳德·斯旺森在17日的内阁会议上甚至建议以讨论赞成战争开始会议，“至少他希望把我们的海军从大西洋调到夏威夷水域”（27）。另外，由于在海军的计划中已把与英国皇家海军在太平洋的合作作为自己计划的组成部分（28），加上它已被授权去研究扩大美国自己的造舰计划达到或超过1936年伦敦海军条约的规定，因此如果不深入地了解英国海军的形势并取得英国对超过条约限制的造舰规模的认同，那么不管是未来任何一种形式的英美联合行动，还是美国的重整军备计划，都不能进行。由此可见，在陆海军仍然没有制定一个为双方认可的“橙色计划”之前，除了能够派海军人员去进行不会导致约束自己行为的参谋会谈之外，任何调动舰队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于是在罗斯福的批准下，海军作战部长李海决定派作战部计划局长、海军上校英格索尔去伦敦与皇家海军举行会谈。
    12月22日美国政府收到了从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艾奇逊发来的有关击沉“帕奈号”的正式调查报告（29），使美国政府第一次从正式的文件中得知日本人的放肆进攻和毫无怜悯之心地追杀美国生存者是极明显的事实（30）。作为对这封电报的反应，罗斯福第二天便在赫尔、摩根索和李海陪同下亲自接见英格索尔，对他去伦敦与英国海军进行会谈的任务作了明确指示。根据1946年2月12 日在美国国会调查珍珠港事件的听证会上此时的英格索尔所作的证词，以及1962年3月26 日他对这次会晤总统的情况的说明，可以知道，对美国来说，他将要进行的海军会谈有两个目的：第一，为英美两国将来的联合行动尤其是长距离的海上封锁日本做出技术方面的安排。英格索尔说到，当时“每一个人都知道，或早或晚我们都要卷入一场在太平洋的战争，这场战争包括荷兰人，或许还有中国人、俄国人、英国人和我们自己，因此我们必须做出事先的安排去探寻我们能为双方相互的通讯方式、建立联络、情报和其他事情做些什么，以便一旦战争来临，在我们走到一起之前的几个月中不致于使我们手忙脚乱。”（31）第二，与英国人商谈处理关于放弃1936年伦敦海军条约规定的对战列舰规模的限制问题（32）。在这些指示中并没有讨论海军示威或动员问题。这便是美国在会谈前采取的基本立场。
    24日日本政府以对击沉“帕奈号”正式道歉并答应满足美国所有要求的方式回答了罗斯福早期给天皇的抗议信。圣诞节那天美国收到了日本的照会，“帕奈号”事件到此结束（33）。但是总统对日本的态度并不满意，26日他正式批准英格索尔带着他23日的指示前往伦敦，并让海军部作好准备，如果消息泄露海军部将以第二个目的对公众作出解释（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