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关于在英国和美国舰队之间相互联络的安排。（1）双方同意， 由于两国舰队最初以及可能在某段时间内是各自独立的，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不可能在战术和战略方面有统一的指挥，但战略合作将是必要的，这样的合作将要求共同的通讯设施。（2）双方对两国海军的联络程序、相互承认的信号、 使用的密码以及情报交换做出了具体安排。
    第五，关于通讯人员的交换。为设置两支舰队之间的通讯设施，双方同意有必要相互交换在无线电方面的专业人员。规定在两国的远东舰队之间、主力舰队旗舰之间以及两国首都的大使馆内互相交换通讯人员。
    第六，关于一般的联络。双方同意目前没有必要为广泛的联络目的制定进一步措施。但如果两国政府决定采取平行行动，双方将有必要各自任命一个了解战争计划的官员并互派到对方首都。
    第七，关于战略政策。（1）一旦两国决定实行一个长距离的封锁， 英国海军将负责阻碍大致从新加坡经荷属东印度群岛通过新几内亚和新赫布里底群岛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以东的日本贸易。（2）美国海军将负责整个南北美洲的西海岸， 包括巴拿马运河和穿过合恩角在内的反对日本的贸易活动。美国海军还将确保对加拿大西海岸的广泛的海上防御负有责任。（3）双方同意，目前阶段在两支舰队将活动的区域之间没有必要划定严格而固定的分界线（44）。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通过这次会谈，两国海军不仅第一次就当时各自的舰队力量、详细准备情况和目前政策等机密情报进行了交换，而且为后来两国在太平洋的合作制定了战略战术原则。
    三
    1938年初访问英国的英格索尔代表团，是处于孤立主义势力包围之中的罗斯福总统担心世界形势的恶化，并决心开始与这种恶化进行斗争的第一个明确举动，也是对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要求与美国合作制止日本继续侵犯列强在华权益的第一次回答。因此它对美国、英国及英美关系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对美国来说，英格索尔完成了他的使命：为英美与日本的未来的战争准备联合行动的战略战术基础，并取消了对美国扩大造舰计划的限制。通过这次会谈，美国军方第一次明确了在太平洋上由“蓝色加红色打败橙色”的战略思想（45），从而导致了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放弃一直在修改的原有的“橙色计划”，而决定制定一个新的“橙色”战争计划。1938年1月19日，两位太平洋事务专家， 当时的陆军少将恩比克和海军少将理查森（46）接到指示，对太平洋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制定一个新计划。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两人于2月18 日提交给联合委员会一份新的“橙色计划”，21日被该委员接受，并分别于26日和28日为海军部长和陆军部长所批准。
    虽然这个新的计划保留了陆海军各自的观点，即陆军坚持由阿拉斯加、瓦胡岛和巴拿马组成的战略三角对保卫美国具有第一重要性，而海军仍主张渐进穿过太平洋对日本发动进攻，但与以前的历次修改意见所不同的是双方都接受了对方的主要观点。新计划规定，在对日本的战争爆发时，美国将首先确保有准备的态势以对付可能发生的所有意外事件。在最初时期，陆海军将把优先次序定为保卫西海岸、战略三角和美国沿岸防御以及它的海外领土。同时海军将做好准备与陆军联合尽早开始进攻行动。如果没有任何情况发生，海军便能用针对日本托管岛屿并逐渐向西前进直到穿过太平洋的军事行动对日本发动进攻。计划者们相信，这些军事行动和经济压力（封锁）结合起来，将导致日本的失败和一个能确保美国在远东利益的和平与安全的协定（47）。从这些规定中，人们不难看到在远东获得英国的合作已列入了计划人员的考虑范围。就在制定新计划的过程中，李海写信给他的两支舰队（美国舰队和亚洲舰队）的指挥官们，要他们准备与大不列颠的战略与战术合作，并准备与皇家海军交换联络人员（48）。
    不仅如此，这次会谈还使美国深感自己在舰队力量和准备方面都远逊于英国，为此新的“橙色计划”要求增加海军力量，扩大造舰规模和兵员人数。这个要求与卡尔·文森领导的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的想法不谋而合（49）。英格索尔访问之后这个问题便容易地得到了解决。1938年1月3日罗斯福向国会领导人介绍了第二个文森—特拉梅尔海军造舰计划，它将使美国舰队的规模第一次突破1936年条约的限制并增加了20％。5月该提案被国会通过，成为《1938年海军法》，计划耗资11亿美元建造3艘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9艘巡洋舰、23艘驱逐舰和9艘潜艇。另外国会还批准将海军航空兵飞机的数量增至3000架，比现有的飞机数量几乎翻了一番（50）。同年6月30日，英美法三国在伦敦签订了《修改1936年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议定书》，正式批准将1936年3月25日条约对主力舰吨位的限制35000吨改为45000吨，大炮口径维持不变。该议定书在签字当天生效（51）。
    在英国看来，英格索尔的访问多少偏离了它的初衷。英国政府成员对会谈的最初打算并不完全一致：他们本来希望通过会谈去商讨两国立即对日本采取海军示威或动员的威慑性行动，或者通过会谈教育美国人不能指望封锁日本而又不用武力去支持它。但是他们得到的却是双方为遥远的不能确定的长距离隔离日本的行动而制定的一个初步联合战略。对英国来说，这个远水不解近渴的“会谈记录”既没有解决英国当时在中国面临的种种困境，也没有解决它在太平洋的帝国防御问题。但是这次会谈并非使英国一无所获，它至少部分地消除了英国海军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近20年的对美国海军野心的怀疑。因此当参谋会谈结束后美国建议在伦敦定期进行秘密的技术信息的相互交流时，英国表示赞同。虽然英国认为在这种交流中皇家海军在技术上的优势将使自己给予对方的比从对方获取的更多，但正如查特菲尔德预见到的那样，由于罗斯福总统已经派英格索尔把“问题置于一种实际的基础之上”，因此如果英国能更密切地与美国海军合作，那么“他们就更可能去影响美国政府在困难的时期走向国际合作”（52）。显然英国在这种交流中看到潜在的政治收获是远比技术上的得失更为重要的。另外由于英国政府内部对当前是否采取海军行动本来就存在不同看法，因此参谋会谈对这个建议的否定正合了绥靖主义者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