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24年6月1日，普恩加菜内阁在国内一片反对声中倒台。法国人民既厌倦使用武力，也反对全面增加税收，使普恩加菜的鲁尔占领既缺乏国力基础，又没有人民的支持。普恩加菜在竞选失败后仍然坚信他的对外政策没有错，错在他对国内经济关注太少，错在“法国人民太疲倦以至于不能追随他”（34）。然而不管他如何辨解，鲁尔冒险的失败，宣告了法国对德强硬政策的破产。从此以后，法国转而实行对德和解政策，类似出兵鲁尔的行动，既使在30年代形势严峻、德国一再挑战的情况下也再未出现。
    法、英、德在赔款问题上的较量，实际上是大国在战后竞争加剧，市场萎缩的情况下，为各自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激烈争夺。鲁尔占领，即是这种激烈争夺的表现。然而，战后法国既没有经济优势，又因举措失当而失去了政治优势，从而注定了在这场争夺中既难以同英国较量、也难以使德国屈服。
    经济问题确是法国的“阿基里斯之踵”。法国正是从自身力量的限度中，认识到了外国资本的重要性，没有英美资本，法国很难从衰退中恢复经济，也很难从金融危机中拯救法郎。由此进一步使法国认识到了盟国的重要性。在欧洲大陆，没有英国的合作，法国追求安全的外交政策将难以实现。过去追求的优势变成了一种幻想，号称欧洲大陆一流强国的法国，不过是欧洲势力真空中的一种盲目自信。一旦法国靠着这种自信试图独断专行，她也就成了众矢之的。凡尔赛条约不再是神圣的了，法国的所谓优势也就不复存在。法国安全的维护更是靠英国的帮助。此后，法国在对外政策上对英国的依赖日益加深，尽管法国曾试图从美国寻求支持，并借助法国与小协约国的力量来增加其与英国讨价还价的本钱，但均未成功。三十年代法国完全追随英国绥靖德国的危险政策，追根溯源即在二十年代发生的这种变化中。
    凡尔赛条约的不公正没有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确立良好的起点，因而欧洲各国虽赢得了战争，却失去了持久稳定的和平。而法国在战后抱住凡尔赛条约不放，既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怀恨在心的敌人，也没有赢得一个真正的朋友。虽有小协约国因利益相关站在法国一边，但其力量太小不足以影响大局。法国外交政策正因此而缺少必要的选择和回旋余地。二十年代，乃至三十年代，法国要么铤而走险，要么一味求和，无论是左派上台，还是右派上台，其外交政策都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由此可见，和平与稳定，不仅需要力量平衡，还需要利益的平衡，最大限度追求一己私利，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法国占领鲁尔留下的这一历史教训，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②（16）（20）乔丹《大不列颠、法国与德国问题：1918-1939年》（W. M. Jorden“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the Problem 1919-1939”）伦敦1943年版，第116页、112页、130页、112页。
    ③⑧勒努万《国际关系史》第三卷《二十世纪的危机：1924-1929》（Pierre Renouvin“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Vol. 3“Les Crises Du XXe Siécle De 1924 à 1929”）巴黎1957年版，第234页、236页。
    ④1922年1月19日普恩加菜总理在法国议会发表的演说，转引自C·维戈兹基等编著《外交史》第三卷上册第471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⑤1921年3月16日白里安总理在法国参议院的演说，转引自梅尔《重建资产阶级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十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稳定》（Charles S·Maier“Recasting Bourgeois Europe--Stabilization in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 in the Decade After World War 1”）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40页。
    ⑥⑦（12）（15）沃尔夫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和法国-凡尔赛之后和平战略的冲突》（Arnold Wolfers“Britain and France Between Two Wars Conflicting Strategies of Peace Since Versailles”）纽约1940年版第12页、第33页、243页、224页。
    ⑨鲍特鲁斯1917年6月1日发表在《东西两半球》杂志上的文章，转引自前引乔丹书，第7页。
    ⑩（17）（19）（21）（22）（23）（24）（25）（26）（27）（28）（29）（30）（33）（34）舒克《法国在欧洲优势的终结-1924年金融危机与接受道威斯计划》（Stephen A·Schuker“The End of French Predominance in Europe-The Financial Crisis of 1924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Dowes Plan”）Chapel Hill,1976年版第196、9、24、38、40、37、53、230、86、98-103、103、100、158、150、168、231页。
    （11）关于赔款安排，见韦尔-菜那尔《德国赔款与法国》（Etienne Weill-Raynal“Les Reparation Allemandes et La France”巴黎1947年版，第三卷，伯格曼《赔款的历史》（Carl Bergmann“The History of Reparations”）伦敦1927年版，第3-26页；前引梅尔书，第223-249页；前引舒克书，第15页。
    （13）齐世荣《三十年代英国的重整军备与绥靖外交》，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14）保罗·肯尼迪《外交背后的现实》（Paul Kennedy“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伦敦1981年版，第229页。
    （18）内尔《法国外交政策1914-1945年》（J·Nere“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ce From 1914 to 1945”）伦敦1957年版，第49页。
    （32）因战债问题，美国国务院规定对债务国贷款要报经国务院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