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一种以中国古代的公卿执政制与雅典民主政制相比较的趋向。笔者以为等同二者的比较不妥。然而，本文的主旨不在讨论雅典民主政制同中国古代政制的比较，而在探讨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目前学者的研究似仍停留在制度本身，而较少注重民主制度下实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而笔者以为，只有深入了解雅典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才能充分认识其民主制度的本质。中国古代与雅典城邦的可比性恰恰在于它们实际的政治社会生活，而不在各自的制度本身。
    一
    首要的问题是民众参预的问题。如前所述，雅典的民主制度给所有公民提供了直接参政的平等机会。官员任期的限制和抽签轮流的原则保障了最大限度的民众参预的问题。五百人会议代表任期为一年，不得连任，而且公民一生中任代表的时间总共不能超过二年。有学者据此计算出，一代人之中，半数以上公民至少当选过一届五百人会议代表。①如此广泛的民众参预，非但空前，而且绝后。此外，公民也积极参预民众法庭的活动。喜剧家阿里斯多芬于此有生动的描绘。②再者，这样一种广泛民主的制度似应造就一种民众积极参政的心态。这种心态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也许极难把握，但它在推动民众广泛参预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③
    然而，对公民大会的考察似乎与上述结论相左。如前所述，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它以投票方式决定城邦的一切大事。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均有权力参加公民大会。如此则结论似乎应是：绝大部分公民都会积极参加公民大会，但实情不尽然。或有人以为，阿提卡半岛许多地区离雅典较远，因而部分公民由于交通不便而不愿出席公民大会。但事实上阿提卡半岛是一个狭小的地区，绝大部分地方离雅典都很近，即便最远处也不过几小时步行之遥，加之公民大会一年只召开40次，每次大会至多不过1天，大部分公民似没有理由不参加大会， 尤其是那些决定重大国策的大会。④无论如何，没有人会对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漠不关心。例如同斯巴达是战是和的决议直接关系到公民们自己是否要拿起武器，走上战场；同时也决定农民们是否能保住他们一年的收成。在古代希腊，战事通常集中在农作物的收获季进行，而对希腊人来说，打击敌人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破坏它的庄稼。
    既便如此，也不能就此断言大多数公民积极参加了公民大会。学者们通常引用两条证据来判断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其一是根据雅典法律，公民大会部分决议的有效票数是6000票。如陶片放逐法规定，只有获6000票以上者才能遭放逐；其二是考古学的证据。雅典公民大会的会址是雅典卫城西面一个叫普尼克斯的小山丘。它至今保存完好。依据考古学家的计算，会场能容纳约6500人。公元前340年， 会场经扩建后，始能容纳约8000人。此两条证据说明，通常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约在6000至8000之间。这个结论为学者们普遍接受。⑤
    然而，仔细推敲起来，这个结论却并不能令人信服。6000票的有效票数既可说明通常至少有6000人出席公民大会，反言之，亦可说明一般出席大会的人数不到6000人，因而才有最少票数的限制。诚然，普尼克斯会址最多只能容纳8000人，但公民大会亦可移至别处召开，如雅典的中心广场。历史上也确有其事。再者，据学者计算，雅典成年男性公民多时达40000人（公元前431年），少时也有25000人（公元前4世纪）。⑥上述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仅占公民总人数的少数，因而不能令人信服。
    无可否认，交通不便可能阻止居于偏僻地区的公民出席大会。但这只是少部分人。事实上，绝大部分公民的村庄离雅典很近，而仅雅典城的人口就占整个城邦人口的1／3。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 雅典及其附近地区包括皮里埃斯港在内的居民更高达城邦总人口的一半至2／3。⑦6000人的数字也不能代表能出席大会上的人数之全部甚至于大部分。再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前10年，由于斯巴达军队连年侵入阿提卡本土，所有雅典人已被迫移居城内。至少这段时期内。所有公民都有条件参加公民大会。英国著名古代社会史家芬尼教授认为，由于农民移居城内，公民大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民所占的比例大大提高。但他似乎忽视了总人数的相应变化。⑧难道可以说在农民人数增加的同时，市民或手工业者的人数减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