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必须要说明的是，在古代雅典，私有财产在民主政治中的影响与作用是有限的，而且也是间接的。这首先是因为，同古代东方或古代罗马相比，雅典公民之间的差别不大，绝大部分的公民都是小土地所有者。在雅典没有出现一个古代东方式的大土地所有者阶层，也没有形成古代罗马式的大庄园。据文献记载，雅典最大的两宗田产为阿西比德和尼科菲谟之子阿里斯托芬所有。其规模均在300普勒提隆（古代雅典的面积单位）左右，价值4他伦特又1000德拉克马（14）。相比起来，这不能算是古代东方式的或古代罗马式的大庄园。而在雅典公民中，约4／5的人或多或少地占有土地。公元前403年，弗米修斯提议政治权利应限制在土地所有者阶层内。据狄奥尼修斯记载，如果这种提议得以实施，约5000公民就会失去政治权利。（15）即是说，在雅典公民中，只有约5000人没有土地。而在拥有土地的公民中，相当的一部分是富有的自由农。公元前322年， 马其顿将军安提帕特废除雅典民主的政治制度，而把公民权限制在拥有2000德拉克马以上财产的人手中。约9000人因此而保持了他们的公民权。（16）这些人中除了约300名富有贵族外，其余的组成了雅典富有的自由农阶层。（17）个人财富的作用受到限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邦控制了提洛同盟的金库，因而在公共支出上不必依赖富有的贵族阶层。再者，同罗马以选举为原则的贵族寡头政治不同，雅典的贵族们无法直接用金钱收买选民。在罗马，政治家在选举中常常以巨额资金收买选民，但是在雅典，由于绝大部分官员都是以抽签的方式产生，因此富有贵族不能以他们的财富直接影响政治。个人财富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只能是间接的。
    三
    与之密切关联的是平民领袖的问题。学者们一般把古典时代雅典城邦的政治领袖分为贵族派与民主派，而将后者冠之以“平民领袖”的称号。但至于谁是平民领袖，他们代表什么势力，却又意见不一。国内权威的教科书中把平民领袖说成是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表，而把他们同贵族派的矛盾说成是“工商业奴隶主同占有大土地的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并举厄非阿尔特和伯利克里为代表。（18）更有学者把平民领袖简单地说成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政治野心家”，如克里昂和阿西比德。（19）
    在西方学者中，康纳的说法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平民领袖的出现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从伯利克里时代开始，而在他死后得以完成。在伯利克里以前，雅典的政治领袖们主要依靠政治盟友或政治小集团的合作来获得公民大会的多数票。但是从伯利克里开始，政治家们改变了以往的做法，不再利用政治盟友和政治小集团作为主要手段以取得政治上的支持，而是直接面向民众，或向他们妥协，满足他们的愿望，以取得政治上的支持；或巧言令色，说服他们。康纳认为，同以往的政治家不同，这些平民领袖大多来自“新贵”，而不是出自传统的贵族家庭，并因此而称他们为“新政客”。（20）
    古典作家对平民领袖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虽然“平民领袖”一词在古典文献中较少出现，但古典作家对平民领袖们确曾有不少评论。修昔底德在评述伯利克里的领导时说，在其执政期间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实际上不过是第一公民的统治。在一个统治着帝国的城邦中，这样的政策自然会引起许多错误”。（21）这里修昔底德虽然没有使用“平民领袖”一词，但是显而易见，他所批评的正是这些平民领袖。在修昔底德看来，正是这引起继伯利克里之后上台的平民领袖们导致了雅典的失败。为争夺权力与财富，为个人利益与野心，他们不惜放弃原则，放弃领导，把城邦的领导权交给民众，以哗众取宠。修昔底德认为，只有如伯利克里这样坚持原则，把城邦利益放在首位的领袖才是真正正确的领袖。（22）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与此正好相反。他认为正是伯利克里开始了哗众取宠的做法。他先是起诉西门而获得了政治上的影响，而后又极力推行海上霸权的政策，从而使民众信心日增，直至取得城邦公众事务的领导权。接着，他又提出了给陪审团成员补贴的措施，以收买民心。这样，伯利克里一步步地取得了城邦的领导权。（23）
    尽管如此，古典作家一致同意，平民领袖是一类坏的政客。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城邦的利益之上，为个人野心而不惜放弃原则，以取宠于民。这里笔者无意对平民领袖作道德上的评判，而是试图对他们作政治上的分析。首先要问的是，平民领袖的出现同雅典的政治体制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雅典的民主政治同现代的代议制民主政治不同，是直接的民主政治。城邦的一切大事都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因此，一个政治家的成功与否同公民大会有着直接的联系。公民大会虽然向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开放，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公民都参加公民大会的。因此，每次公民大会的公民成份都不相同，而不同的公民成份也必然导致不同的政治决定。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公元前411年， 贵族寡头派利用雅典舰队远离雅典的机会，在公民大会上取得多数票而废止了雅典的民主制度。此事决非偶然，雅典舰队的水手和战士主要是由贫穷公民组成，他们是民主制度的坚定捍卫者。由于他们远在爱琴海上作战，贵族寡头派得以取得公民大会的多数。但实际上这个公民大会的多数只能代表整个公民群体的少数。然而，这只是个极端的例子，正常情况下公民成份的变化要微妙得多，因而也更难为政治家预先把握。再者，每次公民大会都是独立进行的，它在一天之内完成提案、辩论与投票决议的全过程。这就要求政治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作出反应。他必须准确地把握公众的情绪，主要通过辩论的手段赢得大多数公民的支持。这对任何政客来说，都是一种考验。而且在每次公民大会上，他都要面临同样的考验。他所推行的政策必须在公民大会上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检验与挑战。因此，无论一个政治家推行什么样的政策，他都必须赢得公民大会上大多数公民的支持，反之则要遭到失败。平民领袖如此，贵族派领袖也同样如此：西门、伯利克里如此，克里昂、阿西比德也同样如此。因此，在公元前411年的公民大会上，派桑德能以多数支持而通过废除民主政制的决议。在公元前425年的迈提林争论中，克里昂也先因获大多数支持而通过了严厉镇压迈提林反叛的决议。但在次日召开的又一次公民大会上，克里昂又失去了大多数的支持，前一天的决议也因此而遭到否决。公元前430年， 伯利克里也因其政策遭到普遍怨恨而被罚以重金，并被暂时解除将军之职。这就是说，不仅仅是平民领袖要取得民众的支持，贵族派或雅典其它所有政治领袖都必须直接利用民众的支持。从这个意义来说，雅典所有政治领袖都可称作“平民领袖”。换言之，平民领袖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直接民主的制度要求政治领袖直接面向民众。诚然，利用政治盟友或政治小集团也可以获得很大支持，甚至于获得公民大会的多数投票。但政治盟友只能是暂时的，同时仅仅利用政治小集团的支持也是难以经常获得公民大会的多数票的。而且，不仅贵族派领袖利用政治盟友或政治小集团，平民领袖也同样如此。如公元前418 年“平民领袖”阿西比德同贵族派的尼基阿斯为免遭陶片放逐法放逐而结成联盟，结果导致了西波布洛斯的流放。因此，康纳以政治方式为标准划分贵族派政治领袖和平民领袖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