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指出，许多公民因忙于生计，而无暇参加公民大会。⑨此种结论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贫穷公民每天都要工作以维持生计；其二是说农民因忙于农活，也没有时间参加公民大会。但从公元前4世纪初始，雅典城邦实施了给予参加公民大会的公民以补贴的措施，从而保证了贫穷公民能参加公民大会。至于第二点，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农民虽然大多数时候都因生计而辛勤耕作，但也不是没有空闲时间。农闲时节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农活。况且，古代雅典公共节日众多，农民皆有时间参加公共节日的活动。这又如何解释呢？
    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大多数雅典公民积极参预了公民大会的活动；而另一方面，据现有资料，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不超过8000，远远不及公民人数的大多数。笔者认为，现有的解释和观点都无法圆满地解决这个矛盾。在历史学家的认识与历史真实之间尚存有一个大的鸿沟。要么现有的资料不足为凭，要么目前学者对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参预这个问题本身的认识与理解还离历史真实相差甚远。
    二
    第二个问题是私有财产在民主政治中的影响与作用。同希腊其它城邦一样，雅典城邦的经济基础是财产的私有制。公民财产的不平等必然影响他们政治上的平等。在展开讨论之前，首先要说明的是雅典城邦对其公民既不征收固定的财产税，亦不课以固定的人头税。公共服务的费用主要由富有公民以捐助的形式来承担。这就是雅典的捐助制度。捐助项目主要有公共节日中戏剧演出及其合唱队的费用，以及维持雅典舰队的三层桨战舰之费用。捐助者为雅典少数的富有公民，其中包括绝大部分的政治领袖。如在公元前477年的狄奥尼修斯节上， 底米斯托克利捐助上演了弗里尼科斯已散佚的获奖悲剧。在公元前473年的狄奥尼修斯节上， 伯利克里捐助上演了伊斯库里斯的悲剧《波斯人》。该剧在此次戏剧比赛中的一举夺魁。虽然并非所有捐助者都是雅典的政治家，但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在捐助者之列。显而易见，政治家们积极参预捐助并不是没有目的的。在希腊人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感激”观念。即是说，他们对施恩者存感激之心，同时施恩者自己也期望得到回报。雅典的政治领袖们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来取得公民们政治上的支持。因此，在雅典的政治诉讼演说中，当事人夸耀自己捐助的慷慨而攻击对手的吝啬，成为普遍的做法。例如，一位被告在公元前420 年代的法庭辩护中说：“你们将会从我以前的所作所为中看出，我并不是一个密谋者，也没有攫取他人财产。恰恰相反，同我的原告不同，我多次捐助，多次担负三层桨战舰的费用。我慷慨地赞助戏剧演出，给许多人以无息借款，……我拥有的财富是辛勤劳动所得，而不是在诉讼中攫取的；我勤于祭神，而且遵纪守法。你们不能判处象我这么一个公民亵渎之罪。”⑩这里被告在辩护中不是提出证据，而是极力夸耀自己对城邦及公众的慷慨。显而易见，被告相信如此夸耀能获取陪审团的好感。也正因为如此，一位被告在法庭中说：“我五次负担三层桨战舰的费用，参加了四次海战，还缴纳了多次战时特别税；同时我比任何人都积极地履行其它捐助，……我花费如此多财富的原因是，当我遇到某种不幸（如严重控告）时，你们会同情我，而我的境况也因此会好些。”（11）这里“感激”的观念及其在雅典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就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样，政治演说中的这种炫耀也能博取公众的支持。
    利用公众感激心理而取得政治上支持的最典型例子当属马拉松战役的英雄米尔提阿之子、雅典著名将军西门。亚里士多德在描述伯利克里给陪审团成员补贴案时评论说，伯利克里采取此项措施“以笼络民心来对抗西门的财富。西门如僭主般富有，他不仅慷慨地为公共服务捐助，而且资助许多同村公民。拉西亚德村的村民每天都可以进去自取果实。伯利克里的财富不足以如此花费，所以达莫尼德斯……劝他把人民自己的财产分给他们，于是他提出了给陪审团成员补贴的措施”。（12）普鲁塔克也记载西门不仅资助同村居民，而且时时散发钱给其它雅典公民。（13）显然，西门的目的是要得到公众的感激，从而取得政治上的支持。在这点上伯利克里和西门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手段各异而已。在民主的雅典，村庄是城邦最基层的政治组织，也是通向雅典政治舞台的必由之路。政治家首先必须在自己的村庄里获得支持，然后才可能步入城邦的政治舞台。因此，西门不惜耗费大量家财以取得本村公民政治上的支持。
    财富之所以影响雅典的民主政治，其根本原因在于财产的私有制。西方学者对此讳莫如深。然而，在一个财产私有制的社会里，无论其政治制度如何，富人阶层都会因他们拥有大部分财富而取得种种特权。从梭伦在雅典建立起财产的等级制度开始，它就一直存在于雅典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之中。在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4 世纪后期撰写《雅典政制》一书时，它仍然作为雅典的法律而存在着。而即使在民主的雅典，事实上也没有一个真正的贫穷公民能够成为民主政治的领袖，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出自富人阶层。一方面，财产私有制是雅典城邦的经济基础；而另一方面，它严重局限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不难看出，在以不平等为特征的财产私有制与以平等为原则的民主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雅典民主政制的根本局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