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1／4的农民生活属于中等，这部分人多是公簿持有农。他们有足够的土地来维持生活，生活较稳定。因而他们没有明显的革命倾向，他们所热衷的就是争取以较有利的条件来赎取公簿地的自主权或是争取以较有利的方式来租种土地并且能够顺利地将它传给后代。而在资本主义渗入农村后，他们“稳定”的生活开始被打乱。红白蔷薇战争和宗教改革之后，大量的土地由旧贵族和寺院手里转到了新贵族手中。新贵族为了获取更大的收益，往往缩短租期，提高租金，甚至将土地收回，开办农场或牧场，从事资本主义经营，因而使一些农民的租佃权受到损害。加之规模日益扩大的圈地运动逐步危及到了他们持有的公簿地，使他们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威胁。这种威胁使他们本来就不甚明显的革命倾向更进一步减弱了。
    其余大约有一半左右的农民是无地少地的下层农民。这些农民的生活相对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他们本应成为反封建农民运动的中坚力量，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伊丽莎白时代和早期斯图亚特时代正是农民运动低落时期，究其原因，可了解到这部分农民虽然普遍缺少土地，但是真正无地的赤贫农民是不多的，而且大部分农民除了土地之外还有其他的生活来源。一方面有很多人兼搞家庭手工业来弥补家用，另一方面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也成为他们非常重要的生活来源。公社都附有牧场、荒地、森林、水池等公有土地，农民可以自由地在牧场上放牧牛羊，在荒地上挖掘泥炭，在森林中采伐木材，在水池里捕捉鱼虾。因此16、17世纪农民无地少地虽然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但是大量公有地的存在缓和了这个矛盾，因而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导致封建制度总危机的爆发。而当资本主义性质的圈地运动卷土而来的时候，这些无地少地的农民则首当其冲。公有地被圈占，等于掐断了这部分农民的生命线，因而矛盾一下子激化了。当迅猛而来的资本主义浪潮比持续了若干世纪的封建制度更直接地威胁到他们的生存时，下层农民的不满情绪便迅速产生了。在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代发生的为数不多的农民运动几乎全部是由于圈地运动致使农民丧失土地而引起的。除此之外，在革命前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民们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反封建的运动。
    由于英国自耕农有着独立的经济并且与市场联系密切，因而这是一个极易分化的阶层。而随着分化的加深，上、中、下层农民的利益愈来愈不一致，很难进行广泛、统一的斗争，这是16、17世纪英国农民运动低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1.农村公社的习惯势力仍是一支无形的支配力量，“习惯已经固定下来……，就是传统、经验、智慧所表达的东西——日益得到尊重，它保证农民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即令领主也不敢违犯的特权”（12）。公社的习惯势力限制着封建主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及封建主的土地剥削，使习惯地租一直沿袭下来；同时，公社的习惯势力也在努力限制农民的分化，它要维持平均主义；大量的可供所有成员使用的公社的土地也缓和了农民无地少地的社会矛盾，因此，农村公社在封建社会内部起着一种平衡、调节的作用。2.由于封建地产的运动，土地结构的变化，出现了一批使用新的经营方法、与商品货币关系极为密切的地主——乡绅，这是介于封建贵族和农民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这个阶层成员来源庞杂，且不固定。由于处在这样一种中间位置上，因此他们同封建贵族和下层农民都有矛盾，这样就改变了农村阶级结构中封建贵族和农民两极对立的局面，使这种矛盾得到了缓冲。3.商品经济在英国农村中很早就发展起来，15世纪时，英国农业已基本上转化为商品生产，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已普遍存在。呢绒商们多在农村建立自己的手工工场，农村中很多居民都在为呢绒商干活，他们已经在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剥削性质的改变，新的矛盾的产生，分散了农民的注意力，转移了农民的不满倾向。
    总之，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资产阶级革命前英国农民的革命意识并不是很强烈的，没有足够的动因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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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革命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的搏斗。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必须要联合其他的反封建力量，而资产阶级通常借助的就是农民这支人数众多的队伍。由于在反封建方面有共同之处，因此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往往与农民结为联盟，利用农民的力量夺取政权。而英国则不然。
    英国资本主义很早就深入农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14、15世纪由于劳力紧缺、工资上涨，迫使许多封建主不断地缩减自营地，将自营地分作许多小块租给农民，或者卖掉，致使封建贵族的领地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不断减少，而被卖掉的土地大部分转移到了乡绅和富有的自耕农手中，这是这一时期土地转移的一个渠道。另一个渠道便是农民的分化。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加强了，随之而来的市场竞争促进了农民之间的分化。一些有较强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的农民在市场上获利较多，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不断扩大再生产。而另一些农民由于条件较差，收入较少，如遇灾荒等特殊情况，则不得不出卖土地，另谋生路。这样又有大量的土地转手，出现了土地集中的趋势。随着土地所有权的频繁转移，农村中的产权结构发生了变化，土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一些新贵族、乡绅、租地农场主以及富有的自耕农手中。在所有权转移的同时，伴随着土地经营方式的根本改变。新的土地所有者们将土地转化为资本，从事资本主义经营。无论他们是亲自经营农场还是将土地出租，收取资本主义地租，他们都与资本主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成为农村中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化的阶层。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已基本一致，反对封建的专制制度，要求废除骑士领有制，确立土地私有权。共同的利益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的天然盟友，而工农业生产的紧密联系及城乡间中产阶级的双向流动使得这种联盟更为巩固。
    资产阶级的这支同盟军拥有相当雄厚的力量。就政治方面来说，新贵族在议会下院中颇占优势，而下院拥有批准征税的权力以及广泛的立法权，资产阶级可通过它来牵制王权，打击旧贵族，并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这使得资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中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同时这支同盟军在经济方面也有很强的实力。17世纪中叶，这个新兴的阶层已掌握了农村半数以上的土地，他们控制了农村的经济，他们的经营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流，迅速增长的财富使他们成为英国社会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