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有了这样强有力的盟友，其力量已足以与国王相抗衡，因而农民的作用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在革命中，资产阶级除了征召自耕农加入国会军外，他们与农民之间没有形成广泛的联盟。资产阶级没有在农民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没有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因而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们缺乏组织，缺乏领导，没有明确的革命目标，即便是有所行动，也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同步。在国会与国王作战期间，农民们并不是在全力以赴地支持“国会事业”，而是借此机会在同“圈地者”作斗争。1641年到1643年间，反圈地的农民运动席卷了东部各州，那里的农民利用公社组织进行斗争，破坏堤坝，放水淹没被圈土地，以武力来反对排水圈地措施。西南部诸州在内战初期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1643年春，西南部许多农民开始破坏栅栏，力图夺回被圈占的土地。5月，在多尔塞特、 威尔特及萨摩塞特三郡交界的地方，农民成群起来反抗政府人员。到7月初，起义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起义者手持武器进攻地主住宅，同时拆毁栅栏，破坏地主的建筑物。农民们曾寄希望于下院，希望下院能保护他们的利益，但是国会却命令各郡动员一切力量去镇压起义，起义终被瓦解。1645年上述西南三郡又爆发了“棍棒派运动”，并且很快就席卷了整个西南地区，参加者有上万人。这个运动是纯粹的小农意识的体现。棍棒派对于正在进行的国会与国王的战争似乎并没有什么是非概念，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他们自己眼前的利益不要受到侵犯。为此目的，他们既同王军作战，也同国会军作战，没有丝毫的“革命”立场。棍棒派成员所提出的要求中甚至有“保卫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及国王的世袭权利”等条款，这样的农民是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力军的。另外，资本主义较发达的东南部地区，在革命期间，除了一些反圈地运动外，也没有其他大规模的反封建的农民运动。因此，农民的斗争并没有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也因此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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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农是典型的小生产的代表，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迟早要被资本主义大生产所取代，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而这个普遍规律在英国农民革命前后命运变化中表现得最充分，其过程也最为简捷、迅速，其原因可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中找寻出来。
    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走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英国的养羊业十分发达。羊毛，犹如一根神奇的杠杆，撬动了英国封建的经济结构。随着羊毛的商品化，英国农民与市场发了紧密的联系，15世纪时，英国农业已基本上转化为商品生产，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产销一体化结构的确立使英国的农村经济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轨道，畜牧业占有很大比重的这种农业结构又促成了工业特有的结构型即毛纺织业在工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两种结构的衔接使工农业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突出地表现在原料、市场、劳动力等方面。
    英国的毛纺织业是靠本地的原料进行生产，因而它的迅速发展有着坚实的后盾，农业为毛纺织业成为英国的“民族工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毛纺织业吸收了英国本土大部分的原料羊毛，成为农业品的最大市场，这又反过来刺激了农业的进一步改造和发展，工农业间由此确立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毛纺织业的发达不仅解决了农产品的市场问题，同时也为工业品打开了广阔的市场。这个行业的产品与民生联系密切，社会需求量很大。毛织品不仅出口量大，在国内也拥有相当大的市场，尤其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基础被破坏，使农村中出现了愈来愈多的消费者，再加上富有的农民效法贵族，在衣着上的追求，使农村成为拥有巨大潜力的工业品消费市场，这对工业的发展无疑也是一种刺激。这样工农业互为市场的局面使二者进一步联系起来。
    随着工业的发展，自由的劳动力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封建的生产方式下，地主需要劳动力，需要农民长期在土地上生产劳动，而农民也离不开土地，否则将无以为生，同时工业不发达，容纳不了更多的劳动力，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并侵入农村之后，便打破了这种结构。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地主需要改变经营方式，他们需要大面积的土地开办农场、牧场，为工业提供大量原料和粮食，以便获取高额利润，而不再需要保留大量小农，收取封建地租了。于是，愈来愈多的农民被赶出家园，离开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土地，成为自由的劳动力。而此时，工场手工业正在蓬勃发展，能够容纳游离流浪的众多劳力。这三个环节的相互沟通，正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英国在16、17世纪正是在圈地运动的推动下沿着这个方向在发展。圈地运动剥夺了大量农民的土地，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这种分离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因此，没有这种分离，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13）。而这一原始积累的过程在英国表现得最为典型。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成为完完全全自由的劳动力，正好被日益发展的毛纺织业所吸收掉。随着圈地运动规模的扩大，由此而产生的大量产业后备军使英国工业的发展获得了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为优越的条件。
    原料、市场、劳动力等几条纽带将英国的工农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二者相辅相成，齐头并进，这便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正是这种工农业间的有机结合使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农村的发展息息相关。充足的原料、自由的劳动力、广阔的市场都是资本主义持续发展、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的保证。而这一切都要取决于资本主义能否沿着现有的发展轨迹继续深化对农村的改造，也就是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实现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也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既定的方向。16、17世纪英国农村资本主义大农业对封建小生产的改造已是势在必行。革命前代表这一趋势的圈地运动已经出现，封建的土地关系已出现了局部的改革，但是，要完全确立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还需要进行一场革命。此时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向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而且也规定了英国革命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资产阶级要借助法律手段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推行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这种变革不仅要冲击封建的地主阶级，同时势必也要触及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既要夺取封建主手里的大土地所有权，也要夺取农民手中实际掌握的小土地所有权。因此，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决定了农民作为封建的小生产者必然要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另一个对象。
    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土地政策便是这一既定方针的具体体现。革命中国会颁布了一系列的土地立法，没收了王室、教会以及支持国王的封建主的领地，并剥夺了这些土地上原有农民的租地权。之后又不断颁布法令高价拍卖这些土地，而得利者几乎都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1646年国会通过了取消骑士领有制的法令，使土地私有权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私有权一旦确定，随着大批土地的转移，中世纪的封建财产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而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农民既被剥夺了原有的租地权，又无力出高价购买土地，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向往的权益，反而连原先已有的也逐步丧失了。农民们完全成了资产阶级土地政策的牺牲品。而革命后国会制定的一系列与革命中的土地政策一脉相承的圈地法案更加速了农民的破产，由此导致的更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在18世纪末最终消灭了小农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