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辅罗斯时期，统治阶级的重大决策机构是以几种会议形式出现的。史料中最早提到的一种会议称作“王公会议”（советприкнязе）。据前苏联历史学家考察，这种形式的会议源于前封建时期东斯拉夫人的部落显贵会议（сдумаша）。据《编年纪事》载，波利安人在讨论向哈扎尔人纳贡问题时，以及罗斯人、楚德人、斯洛文人和克里维奇人等北方各部落讨论邀请瓦兰吉亚人进行统治时，就曾召集过部落显贵会议。基辅罗斯建国后，这一古老的政治制度得以延续下来。由于基辅大公具备了统一各部落的权力，所以就由他们召集这类会议，故这种会议又被称之为“王公会议”。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列维奇在其统治时期，就召集过这种会议，称之为“高贵者会议”（совет луншие）。⑤弗拉基米尔为作出某些重大决策，也曾召集过此类会议。史料有如下记载：“弗拉基米尔重视亲兵，同他们一道决定有关土地制度、军队和国家规章等问题。”弗拉基米尔于996年战胜佩彻涅格人后，“召集了自己的波雅尔、行政长官、各城的显贵和许多人”参加会议，以解决某些重大问题。⑥上层亲兵在会议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历史学家又将此种会议称作“亲兵会议”。但并非是所有亲兵都有权参加，有资格与会的只是少数势力强大的亲兵。此种会议的规模和与会者的数额不是固定不变的，而要取决于事情的重要程度和当时形势的需要，如事关重大，则氏族部落显贵（старец）也常常被召集出席。后来，这种会议又陆续吸收了个别上层神职人员、大土地波雅尔和廷臣命官参加。会议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诸如制定法律、对外政策（战争与和平）、政教关系、行政与财政管理、重要职务任免、王公权位的继承、军事力量的组织和配备等。从上述情况来分析，王公会议是国家的最高咨询机构和权力机构。但应当指出，它还不是脱离王公而独立存在的常设机构，不象某些历史学家所解释的那样，是与16至17世纪波雅尔杜马相类似的机构，当时的史料未曾见到这样的称谓，因此，这只是历史学家的推测。从当时封建权力的发展水平来看，还远未达到建立一个独立机构的程度。会议的召开是不定期的，其地点也不固定，或在王宫，或在修道院，有时甚至在帐蓬里和马背上。这种会议的典型特征是，王公的权力和上层封建集团的权力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同时发挥作用。从一个方面看，王公企图通过这种会议贯彻自己的意图；从另一个方面看，上层封建主也企图通过这种会议独立发挥作用，这是封建社会初期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伴随着亲兵制的逐渐瓦解，土地波雅尔的迅速崛起，以及封建割据的加强，这种会议的职能逐渐转交给封建主大会，但不是说这种性质的会议很快被废止了，实际上，它在各个封邑公国仍存留很久。
    大约从11世纪中叶起，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会议，称作“封建主大会”，史料中常用“CHEM”表述。国外学者曾将此类会议说成是王公联盟会议，看来欠妥。因为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多种层次，除各地封邑王公外，还有波雅尔、亲兵、总主教、主教、修道院长和其他各种身份的人。后来又增加了新兴的贵族，而王公有时不亲自出席会议，只派其代表参加。比较典型的封建主大会是1072年召开的“维什哥罗德大会。”这次会议的成员有雅罗斯拉夫的三个儿子-依兹雅斯拉夫，弗塞沃洛德和斯维亚托斯拉夫，还有科斯恩雅契克、丘金、米库拉、米基福尔、别列涅克等人。科斯恩雅契克是位督军，丘金是维什哥罗德的统治者，米库拉则是一位有名的菜园主。⑦会议的规模大小不一：有的具有全罗斯的性质，基辅国家境内的所有王公或大多数王公都出席会议，1097年召开的留别奇大会就是一例。类似的会议通常是由基辅大公召集的。但随着封建割据势力的加强，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削弱，全罗斯的封建主大会逐渐减少，由地方王公召集的、有部分封建主参加的会议逐渐增多。这种类型的会议通常由几个公国联合召开，或在一个公国内由不同封建集团联名召开。12世纪时，在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地区就曾多次召集过这种会议。封建主大会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属于罗斯全境或几个公国或某个公国内封建主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诸如权力和土地的分配、选举或驱逐王公、缔结同盟、制裁毁约的王公、宣战与媾和、颁布新法典、保护商路、迎击外族入侵等。因此，封建主大会既是军事会晤，又是外交谈判，也是作出重要决策的上层权力机构。会议的这些职能不受任何规定限制。尽管封建主大会象王公会议一样，是根据需要召开的，是不定期的，但是这种会议已不是马上勇士的短促会见，而是越来越趋向经常化和固定化。封建主大会的出现，表明封邑王公和地方波雅尔势力的增长，封邑王公可利用这种会议与基辅大公分庭抗礼，而地方波雅尔也可通过这种会议控制和约束封邑王公，同时各封建集团也可以通过这种会议缓解各种矛盾。所以，封建主大会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历史产物。
    还有一种会议，史料中用术语“собор”称之。编年史首次提到这种会议是在1187年。是年，加利奇王公雅罗斯拉夫·奥斯莫梅尔不欲将王公权位转交给其长子弗拉基米尔，而打算交给他的私生子奥列格，于是召集了这样的会议。⑧1211年，弗塞沃洛德也曾召开了类似的会议，会议内容与上述雷同，也是讨论王公权位的转让问题。他当时企图将大公权位转交给他的儿子尤利，而不打算交给康士坦丁。⑨从编年史的原文可以看出，1187年会议的参加者有雅罗斯拉夫·奥斯莫梅尔的兄弟、儿子（即作为其盟友和封候的王公）和穆日”，还有大教堂和修道院的首脑人物。除此之外，他还从“加利奇全境”召集“贫困者”（нищая）和“非贵族出身的人”（худыя）。编年史在记述1211年会议的出席者时更为明确地指出，有“来自城市和各地区的全体波雅尔、主教约翰、修道院长、教士、商人、贵族和全体柳迪”。“柳迪”（люди）一词在史书上涵盖面很广，不仅包括上层人物，而且包括普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由此观之，这种会议的规模很大，与会者的层次也很多，所以前苏联学者将其与同时期法国的阶层代议机关相提并论。这种会议的职能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显然不能同王公会议或封建主大会相比拟，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而是属于第二位的问题。后来由于蒙古人的入侵，这种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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