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47年铁路大狂热标志英国工业化第二阶段的开始。自1850年起的工业化第二阶段，是英国工业革命真正大规模进行的时代。核心家庭失去了作为生产单位的机能，以蒸汽为动力的大机器工厂使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导致家庭内劳动分工的鲜明：即“期待男子扮演维持生计者的角色，妻子处于家庭主妇和补充工资挣赚者的角色。”这种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家庭的“重组”，是1850年代以来进一步都市化、工业化、职业专门化的结果。1850年代起真正核心家庭的优势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丈夫和父亲所挣工资占家庭收入至少三分之二以上，而在工业化早期（1700-1850）却只占四分之一。（11）这样以核心家庭为主的体制一经确立，就随即产生了总生殖率下降、妇女单身率增长以及女子头婚年龄提高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其次，以拥有土地为条件的大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还表现在土地家庭束缚力的减弱上，所谓“土地家庭束缚力”指的是亲属之间的土地交易与大家庭之外土地转让的差额，或家庭与某块土地维持联系的时间年限。A ·麦克法兰以埃塞克斯的著名村庄厄尔斯·科恩（Earls Colne）为例，从1550-1650年土地市场活跃和土地转手频繁的大量史实出发，论证了土地家庭束缚力的减弱：在111 块地产中只有31块（占28％）在1589年仍处于同一大家庭手中；在274块标明出租土地中，只有23块（占8.4％）在1677年由同一家庭隔代或妇女世系占有。（12）赖特森和莱文也以同一郡县的特林村（Terling）为例， 证实了土地所有权转移导致了土地家庭束缚力的减弱，甚至声称，在1525-1700年间几乎没有一块份地“名义上仍掌握在大家庭男系继承者的手中”。（13）斯里尼桑新近撰文对以上学者所阐述的减弱的程度表示异议，用大量史料论证1550-1650年间亲属间土地交易仍占总土地交易的45.7％；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即使这些还没有占一半的亲属间的交易大多仅不过是“疏远旁系的亲属交易”。（14）其中，一块10英亩土地的命运最为典型：1549年拉尔夫将这块土地遗传给自己妻子阿格妮；1550年阿格妮再嫁把土地转给第二个丈夫约翰；阿格妮1572年死后，约翰再娶，1582年死后该土地又遗传给他后娶的这个妻子玛琪。把这10亩土地的转移也说成亲属间的土地交易是极其勉强，因为这本来与大家庭内的土地束缚毫无共同之处，如此疏远的亲属关系以致可以不算为大家庭的转移。
    可见，土地家庭束缚力的减弱是不容否认的。它体现了17、18世纪以占有土地为基础的大家庭的解体及其向核心家庭的过渡。这一转变不但是市场经济，尤其是土地市场活跃的结果，而且更是16、17世纪以来英国人口流动性，即所谓英国村庄高比率的人口“跳槽”的产物。
    最后，从以大家庭为主导向以核心家庭为主导的家庭体制的转变，还表现在大家庭亲属体系的解体，小家庭亲属体系的逐渐占统治地位上。亲属关系的广或窄，深与浅与现代化有密切的关系。随着现代化及其变革时代的家庭变迁，大家庭的亲属关系在社会结构中越来越不重要；亲属网越益松散，亲属面就越益狭窄到仅“限于与核心小家庭有亲密联系的亲属上”。当然，象家庭体制变化的持续性和阶段性一样，这种亲属体系的转化也是一个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漫长的过程。
    在近代化早期，这种亲属体系变化主要表现在立遗嘱上。遗嘱是制定亲属关系的试金石，从遗嘱分析可以看出亲属体系的狭窄性，即立遗嘱以核心家庭成员为中心。据里格利统计，1680年代， 在经沙利斯帕尼主教和埃塞克斯副大主教法庭验证的276例自耕农和商人的遗嘱中，所提及的遗产受益者的比例依次是：
    核心家庭成员占66％-69％（即妻子占68.8％、儿子占67.4％，女儿占66.3％）；
    扩大的核心家庭成员占15％-25％（即孙占25％、兄弟占15.9％、姐妹占15.2％）；
    大家庭范围的亲属占3.6％-13.8％（其中，外甥或侄女占13％、女婿占13.8％、媳妇占3.6％）；
    姻亲占1.8％-3.3％（即妻兄弟占3.3％、妻姐妹占1.8％）；
    表亲占0.4％-6.2％（其中，表兄弟占6.2％、姑舅占0.4％）。（15）
    由此可见，亲属关系以核心家庭为中心，就是说，自我的配偶和子女是基本圈，并以这个基本圈按亲属关系的亲疏层层向外扩展，从而进一步论证近代化带来了从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