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核心家庭存在的根本要素却是夫妻关系高于大家庭利益，年轻人只有自己选择配偶才能真正建立这样的家庭。在16、17世纪英国向核心家庭体制过渡中，也呈现出年轻人选择配偶自由程度的演进。
    在16世纪大家庭中，父母（包括其他长辈）决断或包办婚姻，从来不征求年轻当事人的意见；而16、17世纪家长式核心家庭中，父母为子女选择婚姻配偶，但是青年男女有了否决权；到了17、18世纪的基于家庭经济因而仍要履行生产机能的分户式核心家庭，青年人先以经济利益考虑为主，后以个人感情为主自由选择配偶，但要以父母同意为条件。（21）这里，明显地看出发生了近代化早期心态的重要变化。17世纪是个最重要突破的时代，即家庭关系从顺从和隔阂的父权制突破为富于感情的个体主义。这一突破奠定了今后几百年家庭现代化的基础。
    当然，这种选择配偶自由权还呈现出阶级或阶层的差异性。上述的择偶自由权演进的时间顺序表更多地适于社会上层或殷实的中等阶级。在贵族绅士上层，父母一般仍操纵有子女婚配的主动权，一般还要考虑到家庭整体的利益；而在社会中下层，择偶主动权已大多由年轻人自己掌握，但财产考虑往往还优于情爱基础，尤其是有产阶级父母对子女婚配的赞同往往是财产赞助和遗赠的基本附加条件，经济不自立或需要财政资助的年轻人仍然常常执拗不过父母对“般配”或“门当户对”婚姻的坚持。平民或无产阶级的年轻一代要比出身社会中上层的同龄人具有更大程度的择偶自由权，他们甚至可以自由谈恋爱。随着工业化深入，由于大工场或工厂的密集劳动体制开始把劳动和业余时间分开，正如社会史学家指出的，“求婚期与劳动分离出来时就变得不公开了，工场或工厂不利于谈情说爱，说媒也限于工人闲余时间，大多放在商业化地方，如公园、酒吧等公共文化娱乐场所。”（22）
    但是，总的说，出现了把爱情作为美好婚姻基础的趋向。斯通因而把以爱情为基础的“友爱婚姻”看成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新现象，并且与过去所谓“家长制婚姻”区别开来。（23）其实，斯通考察的是贵族绅士即社会上层婚姻、家庭状况，而在社会中下层，这种体现家庭体制变革的友爱婚姻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就有了。
    个体主义思潮还体现在核心家庭的经济独立性上。大家庭年轻人婚姻的无权或不自由首先因为他们的经济依附性。具备维持核心家庭独立能力是青年男子自由择偶和结婚的必备条件。16、17世纪，在个体主义思潮盛行时，出现了这样的社会规范：“先自立而后结婚，结婚后独开门户，建立小家庭。”个体主义思潮还冲破了旧的道德规范。当时的道德家，如W ·沃特利因而告诫未来的新郎：“当你结婚时，如果许可（即经济自立），要与妻子一起单独生活于自己的小家庭；因为一个门户两个先生、两个主妇会导致冲突和不和。”（24）16、17世纪以来工业化时代刚好又为他们提供越来越多争取自立的机会。
    但是，争取自立既需要时间又要付出艰苦的奋斗。传统社会把农业份地看成结婚不可缺少的前提，这个份地主要仰赖父母的遗赠或对家庭财产的继承；而在近代社会，结婚条件是生计和房子，不同地位的人取得的时间虽有早晚之别，但是都需要个人艰苦的创业和时间的煎熬。由此产生了婚姻家庭体制以下几个深刻的变化：
    一是孩子进入社会的早龄化。孩子在青春期甚至更加幼小年纪就离开家庭参加劳动，这既与家庭体制变迁有关，又受到个体主义思潮的激励。当然，工业化初期家庭经济，劳动夫妇养不活两个以上的孩子，也因而迫使孩子尽早挣钱以减轻家庭负担。近代化初期，英国人口年龄结构十分年轻：5-14岁占人口的比例，1671-75年是18％，1826-30年增至25％。青少年孩子参加劳动，成为工业化，尤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举足轻重的力量和极其有弹性的劳动力资源。农村地区13或14岁孩子就大多离开家庭或充当手工工场学徒，或充当家庭经济奴仆，或充当农场的短工和长工，以尽早取得结婚的条件--经济自立。在城市或工业发达地区，挣工资的最低年龄男10-20岁，女12-16岁。童工使用极其普遍，因而有的社会史学家断言，“在整个18世纪，孩子一般在5-6岁就开始干活了”。（25）
    可以肯定，孩子参加劳动的年龄既因社会阶层而异，又因地区而异：就是说，社会中下层的子女要比社会上层的子女更早得多地走进社会；工业发达或农牧混合经济地区的孩子要比纯粹种植农业或偏远地区的孩子更早地被投入劳动市场。但是，为了经济自立以取得建立核心家庭的条件，从16、17世纪起英国社会出现了这样总的趋势：孩子在14、15岁就要离开家庭或被投入社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即使越来越多的孩子有了上学的机会，15岁或15岁左右孩子的就业率的比例仍在日益提高。正如上述，1850年代是英国工业化从早期进入更高阶段的转折点，英国孩子的就业率也有重要的突破。以下是1851年英国孩子就业、就学和在家百分比对照表：（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