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以血缘意识为根基的族群共同体而言,族源传说是个亘古不息的长效命题,不论其具体形态如何,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依归。就西欧中世纪前期的法兰克人(Franks)来说,其族源传说是与上古时期小亚细亚的特洛伊人(Trojans)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一传说,虽有多个版本且在细节上存在诸多差异,但其基本架构是一致的,即,在与希腊人的战争(即“特洛伊战争”,约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初)失利之后,特洛伊人流散各地,其中一部分人以“法兰克”为族名,历经辗转,来到莱茵河畔,并最终入主高卢。 就口头传承角度而言,法兰克人“特洛伊族源说”的最初源头似已无从稽寻,因此,后世之人只能从落笔于纸的文字材料中去探寻它的来龙去脉。从留存下来的早期文本来看,最早将特洛伊人明确视为法兰克人先祖的著作是7世纪中期成书的多卷本史书《弗莱德加编年史》(拉丁文Fredegarii Chronicorum Liber,英文Chronicle of Fredegar),该书先后两次对这一族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述;不过,这两份描述在视角上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大致可以将之视为两个版本。8世纪前期,佚名著作《法兰克人史纪事》(拉丁文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英文The Book of the History of the Franks)又以殊然有别的笔触为法兰克人描绘出第三幅“特洛伊族源”图。在此之后的数百年间,以上述三个版本为基础的“特洛伊族源说”一直被法兰克人及其后继者法兰西人作为“信史”而代代相传。[1] 及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人文主义学者开始质疑“法兰克人起源于特洛伊人”之说的历史真实性,并在文化界取得较为普遍的共识。但是,在随后的绝对君主制时期(17、18世纪),基于和东邻日耳曼人争斗之需,原本已经坍塌的“特洛伊族源说”再次被官方确立为不容置疑的“信史”,不过,其赖以存在的“史学”根基已大大动摇。[2]到了19世纪及20世纪中前期,随着科学主义历史学的畅行与兴盛,由《弗莱德加编年史》及《法兰克人史纪事》等著作系统阐发出来的法兰克人“特洛伊族源说”再次受到清剿,要么被视为“无稽之谈”,要么被定为“胡编乱造”。当然,在此过程中,也还是有一批学者广泛搜集考古学、古典学、地名学、人名学等方面的零星材料,以证明法兰克人的这一族源传说并非“弗莱德加”等人的凭空捏造。[3] “特洛伊族源说”是以“信史”面目出现在《弗莱德加编年史》及《法兰克人史纪事》等中世纪早期法兰克史书之中的,因此,从学理上说,近世以来的历代学者从叙事信度的角度对之展开剖析、甄别、质疑与批判,是近代史学逐步走向成熟之后的必然结果,它有助于人们更加精准地认知法兰克人的早期历史行程。不过,对于“特洛伊族源说”的探讨如果仅仅停留在分析其是否真实这一层面,则是远远不够的。不论其所述内容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这一族源传说本身终究实实在在地横亘于法兰克人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从社会文化史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它从其特有的层面,真实地展现出这一时期法兰克人的社会生态、族群意识和政治诉求。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特洛伊族源说”即便是虚无缥缈的神话,它也照样具有无可置辩的社会文化史价值和政治文化史意义,此即当代历史学意义上的所谓“同情性理解”。因此,在法兰克社会文化传统这一特定语境中,对于“特洛伊族源说”的解读,其关键已不在于这一传说是否符合史实,而在于它是以何种方式构建的,它要表达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先后不同的版本之间有什么差别,出现这类差别的原因何在,等等。在此基础上,再来进一步探究法兰克人的这一族源构建与西欧中世纪早期文化传统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这样的释读,对于法兰克人之所以要将自己的先祖归之于既远且古的特洛伊人这样的问题,或许也就不会觉得那么神秘莫测,对于法兰克社会的理解也就会更加立体、更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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