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承上并创新的第二文本
    对于先祖、族源之类的玄妙往事，始创固然重要，但只有经过不断重复和深度演绎，才能够固化为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才能成为具有内向力的族群文化精髓。如果说《弗莱德加编年史》第2卷借助于对尤西比乌、哲罗姆的《编年史》进行“补充”而首次将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付诸于系统化的文本材料的话，那么，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第3卷中，法兰克人的这一族源故事则得到再次确认，而且，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增补和扩展。
    《弗莱德加编年史》第3卷的底本是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égoire de Tours，538-594年)的《法兰克人史》。在《法兰克人史》第2卷第9节中，格雷戈里用了整整6页的篇幅对法兰克人的早期历史进行梳理和考证，但是，对于其源头以及早期统治者的具体情形，格雷戈里在表述上显然相当谨慎并存有诸多悬疑。关于法兰克人的族源问题，格雷戈里表示，他所了解的只是一个“传说”，即，“一般传说，这族人来自潘诺尼亚，起初移植于莱茵河畔，后来渡过了莱茵河，穿越了图林根。”[5]至于其早期统治者，格雷戈里更是明确表示其所知甚少：“关于法兰克人的国王，许多人都不知道按顺序谁是第一个”；在对前世相关史书作了全面翻检之后，他进而得出结论：“这就是流传下来的编年史家给我们留下的有关法兰克人的记载，但是其中没有记录任何国王的名字。”[6]
    叙史颇为严谨的格雷戈里在法兰克族源及早期统治者问题上留有巨大的可供继续探究的余地，而这也就为“弗莱德加”再次提供了将“特洛伊族源说”植入其中的机会。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法兰克人史》第2卷第9节涵盖的时段极为漫长，从其所知的源头写起，一直写到克洛维的祖父墨洛维时期。为了配合“特洛伊族源说”的植入，“弗莱德加”将格雷戈里这段完整的长篇叙事拆散，化为《弗莱德加编年史》第3卷中的第2—9节，然后将相关内容嵌入进去，其增补和扩展的核心文字如下：
    2.关于昔日的法兰克人国王，神圣的哲罗姆(Hieronimus)在其著作中曾有言及，诗人维吉尔(Virgilii)在更早的时候在其作品中也曾谈到过：他们拥立的第一位国王是普里阿摩斯(Priamum)；由于尤利西斯(Olexe)施展计谋，特洛伊沦陷，于是，他们离开了那里。后来，他们又拥立弗里加斯(Frigam)为王。他们分作两支。一支去了马其顿(Macedonia)。另外一支则因弗里加斯之名而被称为弗里吉亚人(Frigiis)，后来，这些人穿过亚洲，在多瑙河岸及海边住了下来。后来，这部分人又出现第二次分裂，其中的一半人马拥立法兰吉奥(Francionem)为王，他们再次出发，前往欧洲。他们携妻带子，侵入欧洲之后，在莱茵河畔安顿下来。在离莱茵河不远的地方，他们试图依照特洛伊城的式样重建一座城池，而且也将之命名为特洛伊。这个工程虽已开工，但最终并未完成。留在多瑙河岸边的那些特洛伊人……被称为土耳其人(Turchi)。其他那些人则因法兰吉奥之名而被称为法兰克人(Franci)。后来，他们和诸位公爵一起，一直拒绝外族人对他们的统治。
    5.在这之后，因为诸位公爵都已死去，法兰克人又像从前一样，还是从过去那一家族选任国王
    9.和昔日的情形一样，法兰克人郑重其事地要在他们当中推举出一位长发国王，亦即要从普里阿摩斯、弗里加斯和法兰吉奥那一世系中寻找合适人选，最终，他们将里歇梅尔(Richemeris)之子提乌德梅尔(Theudemarem)推选为王。……后来，作为部族中最为合适的人选，其子克劳迪欧(Chlodeo)继承了他在王国中的职位。……有传言说，某年夏天，克劳迪欧和他的妻子在海边逗留。中午时分，其妻下海沐浴，被一个长得颇似海神的五角牛海怪(Quinotauri)相中。后来，她怀了孕，使她怀上孕的可能是那头海怪，也可能是她的丈夫。她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墨洛维(Meroveum)。就是依据他的这个名字，法兰克诸王后来被称为墨洛温王朝的国王(Merohingii)。[7]
    从叙事逻辑来看，上述文字与法兰克族源叙事的第一文本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其中的第2节，除了增加“在莱茵河不远处重建特洛伊城”这一细节之外，几乎就是第一文本的缩略版本。不过，从整体布局(第2—9节)来看，第二文本在表述上更具逻辑性，没有出现第一文本中那种比较明显的语句重复现象(本文在前述的第一文本引文中略去了此类文字)。此外，在法兰克族源叙事的处理方式上，第二文本也显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叙事重点出现变化。第一文本曾着重描绘法兰克人辉煌的尚武传统、与罗马人的同宗同族关系以及在战场上比罗马人更高一筹，等等。但是，到了第二文本中，除了提及法兰克人“一直拒绝外族人对他们的统治”之外，尚武、同宗、优越之类的描述全部隐而不现，甚至在整个第2节中，根本就没有提及“罗马人”这些字眼。这种变化看似有些奇怪，似乎表明作者在回避法兰克人与罗马人之间的族源关联，但实际上，这种变化与前后两个文本各自的语境是相契合的。第一文本是对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的初次阐述，因此，它必须尽可能地要从多个维度对这一族源的方方面面进行周延而全面的描述。第二文本的写作目的则有很大不同，其主要任务在于对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中所提“不知谁是法兰克人的第一位国王”这一困惑的回应，也就是说，“弗莱德加”是在以第一文本为基础，通过“特洛伊族源说”来解决格雷戈里的困惑。从写作的针对性来说，第二文本的这种处理方式是较为精炼且恰到好处的，而且与第一文本之间构成了鲜明的承接关系。
    其二，叙事线索延及当朝。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的第一文本是依附于古典著作而展开演绎的，在历史时段上自然有其无法逾越的局限。如前所述，作为第二文本的依附对象，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2卷第9节则是一段贯穿古今的长时段叙事，其下限已述及当政的墨洛温王朝传说中的始祖墨洛维。从前引的第二文本材料中可以看出，在对《法兰克人史》的相关文字进行摘编和加工的同时，“弗莱德加”不失时机地将“特洛伊族源说”与墨洛温王朝及其“长发国王”联系在一起，即，在经历了一段群雄逐鹿的公爵主政时期之后，法兰克人又重循惯例，开始从普里阿摩斯传承下来的那一以长发示人的特洛伊世系中推举自己的国王。虽然这一王朝名曰“墨洛温”，但其本质上依旧是万世一统、绵延不绝的“特洛伊世系”。[8]
    有关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的上述两个文本虽然被分置于不同的场合，但其叙述系统却是一体的，如果说第一文本是法兰克“特洛伊起源说”的奠基和全面铺陈之作，那么，第二文本则是在法兰克“现代史”语境下对这一族源说的活用，它并非是对第一文本进行简单的重复，而是选择性地运用第一文本材料，并将之与后续的法兰克史事进行有机的融合。从这一视角来看，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第2卷和第3卷中两次出现法兰克人的“特洛伊起源说”，既不突兀，也无龃龉。如果说这两个版本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相比之下，接下来要讨论的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第三文本则是完全的别有洞天之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