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独立成篇的第三文本
    《弗莱德加编年史》所载法兰克史事截止于642年。半个多世纪以后，即大约在727年，法兰克境内又出现一部以法兰克人整个历史旅程为叙述对象的“通史著作”《法兰克人史纪事》。关于该书的作者信息及成书过程，后人一无所知。该书篇幅不长，译成汉文后尚不足5万字。全书由53章组成，其中，第5—42章中的内容大多取自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从法兰克通史角度来看，真正使得这本佚名著作具有不可替代价值的是第43—53章，这部分内容涉及642—721年间的法兰克史事，而这部分史料在法兰克历史上又具有惟一性。
    正因如此，佚名著作《法兰克人史纪事》与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以及“弗莱德加”的《弗莱德加编年史》一道，被视为墨洛温王朝时期最重要的三部史著。不过，就本文所论主题而言，使得《法兰克人史纪事》价值凸显的还不是其末尾的这11章“惟一性”史料，而是其开篇第1—4章对法兰克族源的特洛伊追溯，此即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的第三文本。为了便于考察这一文本与前两个文本之间的异同，这里也有必要将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1.……在亚洲，有一个被称为伊利昂(Illium)的地区，特洛伊人的那个城市就坐落于此。……希腊人对该城进行围困，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城池失守之后，僭主埃涅阿斯逃往意大利……特洛伊人还有其他一些首领，其中的两位分别是普里阿摩斯(Priam)和安忒诺耳(Antenor)。他们带着1.2万名劫后余生的特洛伊士兵，乘船来到塔奈斯河(Tanais)岸边。他们驶入莫提斯沼泽(Maeotian Swamps)，然后越过附近的潘诺尼亚(Pannonias)边境。他们开始在那里创建一座城市，以此作为追忆其过往历史的依托。他们将该城称作西干布里亚(Sicambria)。……
    2.在这一时期，邪恶而堕落的阿兰人(Alans)起兵反抗皇帝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以及罗马民众。……阿兰人溃逃，他们渡过多瑙河，进入莫提斯沼泽地区。接下来，这位皇帝宣布：“不论什么人，只要他们能够进入这些沼泽地，去把这群腐朽堕落的无用之人给打发掉，那么，我就将免除他们的十年贡赋。”于是，特洛伊人……和一些罗马人一道进入莫提斯沼泽地，将阿兰人赶了出来，然后挥舞刀剑把他们砍倒在地。这些特洛伊人冷酷无情、大胆勇敢，正因如此，瓦伦提尼安皇帝把他们称作“法兰克人”(Franks)。在阿提卡方言(Attic tongue)中，“法兰克”(Frank)一词的意思是凶猛残忍。
    3.十年之后，前文提到的那位皇帝瓦伦提尼安向法兰克人那里派去一批收税官，试图让他们按照旧有惯例重新缴纳贡赋。与收税官们同去的还有一位来自罗马元老院的公爵，他叫普里马里乌斯(Primarius)。然而，法兰克人毕竟是一群凶狠野蛮之人……他们埋下伏兵，杀掉了那些收税官。
    4.皇帝……下令军队采取行动，让他们前去讨伐法兰克人的军队。皇帝的这支军队由罗马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的士兵组成，其统帅是阿里斯塔尔库斯(Aristarcus)。……普里阿摩斯是法兰克人当中最为英勇之人，他也死在了战场。法兰克人……在遭遇重大伤亡之后，他们开始溃逃。就这样，他们离开西干布里亚城，辗转来到莱茵河的最下游地区……其首领分别是普里阿摩斯之子马尔科梅尔(Marchomir)和安忒诺耳之子松诺(Sunno)。不过，在松诺去世之后，他们采纳建议，打算像其他民族那样，也能由一位国王来进行统治。向他们提出这一建议的是马尔科梅尔。他们把他的儿子法拉蒙(Faramund)选了出来，将之推举为御临于他们之上的长发国王(long-haired king)。然后，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法律，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威索瓦斯(Wisowast)、威索加斯(Wisogast)、阿罗加斯(Arogast)和萨利加斯(Salegast)。……[9]
    从上引材料来看，这个“特洛伊族源说”第三文本在叙事逻辑上似乎显得颇有条理，环环相扣，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而且颇有史诗般的格调。不过，如果和《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的第一、第二文本相比较，可以发现这个文本存在两个极为明显的异常之处：一是框架问题。在法兰克人与特洛伊人之间的关系上，这个文本仅仅是在极为宏观的大框架上与第一、第二文本有着某些相似之处，除了“法兰克人是特洛伊人的后裔”这一基本共同点之外，该文本与前两个文本几乎找不到契合之处。二是时空问题。从第一、第二文本的表述来看，“弗莱德加”对古典作品(特别是哲罗姆的作品)是有精深研读的，对法兰克人的早期历史以及墨洛温王朝前期的历史也是有着较为准确的把握。相比之下，在这方面，第三文本则不足言说，不论是对特洛伊人物的排序，还是对古罗马历史的描述，抑或对法兰克早期史事的追溯，该文本都表现出天马行空般的时空错乱。
    关于第三文本中出现的林林总总的舛谬与嫁接，只要对这一时期的欧洲史稍有了解，均不难做出判断，在此无需细解。实际上，这一文本是否具有史学价值，关键已不在于其表述是否准确，而在于它是否具有足够的社会文化史意义。换言之，对于这样一种文本，一方面当然要清醒地看到其中的荒谬之处，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将之当作一种无序但有用的社会记忆，从文化生态以及社会文化史的维度进行认知和把握。可以说，由第三文本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史信息是颇为丰富的，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有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第三文本的产生具有独立性。虽然在此之前《弗莱德加编年史》已经勾勒出一幅完整而系统的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但其后出现的这个第三文本在内容上与之几乎毫无交集，这就基本表明，《法兰克人史纪事》的作者是在对《弗莱德加编年史》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写作自己的这部“史书”的。这其中可能既有《弗莱德加编年史》在当时条件下传播范围有限之因素，也可能有第三文本作者本身涉猎不广之缘故。
    其二，“特洛伊族源说”具有多元性。既然第三文本是在独立于《弗莱德加编年史》的环境下出现的，那也就似乎表明，在墨洛温王朝中后期，亦即在七八世纪，法兰克人起源于特洛伊人的故事应该流传颇广，且有多个不同的版本。由此也就大致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即，第一、第二文本应该并不是“弗莱德加”个人在书斋里的凭空创造，它与既有的高卢—法兰克文化传统应该有着一种相互滋养的联动关系。
    其三，法兰克社会的族群矛盾出现转向。在《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罗马人的霸权以及法兰克人的“独立运动”是叙史重点。然而，到了8世纪前期的《法兰克人史纪事》这里，罗马人似乎已经算不上是一种威胁，甚至说已经变成用以展示法兰克人勇猛、善战特质的一种衬托。从第三文本的言词中可以看出，法兰克人的主要敌人并不是罗马人，而是“邪恶而堕落的阿兰人”。④
    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不论是《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的第一、第二文本，还是《法兰克人史纪事》中的第三文本，对于其落笔为文的具体过程，后人均无从知晓。不过，从三个文本的字里行间中，还是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差别。第一、第二文本在叙述法兰克人的特洛伊起源时，明显具有引经据典之特色，不论其所述之事是否符合历史本原，两个文本总能做到有其出处。正如“弗莱德加”本人所言：“如有读者对我所写的内容产生怀疑，那么，他只需去查一查原书原文，他会发现，除了真话之外，我什么都没说。”[10]正因如此，这位“弗莱德加”在中世纪史学史上又有“学者”之别号。
    与第一、第二文本相比，第三文本虽然在语言表达上不让前者，但它在内容组织上显然具有民间传说之色彩。作为绵延一千余年的历史记忆，经过代代转承、层层剥离，到了中世纪早期的法兰克社会，特洛伊传说原本具有的层级与顺次已完全乱作一团。即使是刚刚过去几代人的自身近世历史，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也逐渐混沌起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特洛伊与法兰克的混合物也就只能更加含混不清。大致可以认为，这个第三文本应该可以被归类为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的“民间版本”。尽管如此，在目标指向上，它与第一、第二版本却是高度一致的：法兰克人是特洛伊英雄的子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