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农民的个人劳动生产率因此而相当低下，一个中等农户耕种15英亩土地，在13、14世纪广泛实行三圃制的情况下，最多也只能年产粮1458公斤。大约4户农奴可耕种15英亩领主自营地，（15）三圃制下，每户农奴还可为领主生产364.5公斤粮食。两者合计，当时英国的一个中等农户的个人劳动生产率是耕地18.75英亩，年产粮1822.5公斤。根据中古的大量史料和1800年的英国的全国土地调查，耕地18.75英亩无疑是当时英国中等农户生产率的最大限额。（16）换言之，这是当时英国中等农户运用其现有的生产工具，充分发挥其劳动能力时所能生产的粮食数量，因而可称之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劳动生产率。从15世纪到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的基本农具、耕作方法都无根本性的变化，每个农户实际所能耕种的土地面积也不可能有所增加。根据前述的亩产量，16世纪时，英国中等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为年产小麦3885公斤；18世纪时，三种主要谷物混合计算，个人劳动生产率为3802.5公斤。
    将全国田地数除以农户总数并参照其他史料，西汉和宋代的户均亩数分别为48市亩和45市亩，（17）年产粮分别为11480市斤和13680市斤。因此，与中国相比较，13、14世纪时英国中等农户的个人劳动生产率只有西汉的32％、宋代的26.7％。尽管高于雍正朝后的中国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但众所周知，此时中国农户的户均产量并非是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劳动生产率，而是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出去，农民的劳动能力受到人均耕地过少的限制而无法发挥出来的现实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它并不表明当时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实际水准。
    以上对工业革命前的中英农业生产力的主要技术要素和指数的比较的结果说明，直到18世纪初，中英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差起码在千年以上，英国谷物单产量只有战国的72％，农户的个人劳动生产率仅及汉代的67％。这点，很多西方学者亦有同感。如齐波拉说：“西欧17世纪初的农业生产水平同20个世纪以前的水平基本没有差别。换一种说法，它与罗马时代的状况差不了多少”，甚至还要低。（18）就是农业革命中所达到的技术水平，也未超过宋代。用农牧作物更替的诺福克制代替三圃制、引进新作物、改良土壤等在英国虽是前无古人，在中国却早已是历史陈迹。
    这些，都无可辩驳地说明，英国的后来居上并非是其农业根基深厚；相反，它的农业生产力远不如中国，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严重地阻碍了英国封建社会的转轨。
    按照二部门理论中的托尼斯——费景汉模式，农业中能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与农业所能提供的总农业剩余是对应的。所谓总农业剩余是农民总产出与农民消费之差。在亩产量和个人劳动生产率已定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出就主要取决于土地资源和投入的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其中，前者是有限的，后者则主要取决于现有的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人口增长尽管受制于农业总产出，但是，它还要受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它受农业总产出的制约又是相对的。这种有其自身规律的人口增长则是决定农业消费，因而也是决定农业总剩余的最主要的因素。故此，乔根森模式指出，只有当人均粮食增长率大于最大的人口增长率时，农业总剩余才会产生。（19）
    那么，英国在各个历史时期拥有多少农业剩余，为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基础？由于历史资料的阙如，我们不可能严格按照乔根森模式的要求算出各个历史时期的农业产出和人口增长率，只能够根据现有的史料找出一个不违背该模式的基本原则的折衷办法，即当人口增至最大极限，农业产出能否在扣除农民的消费之后还有剩余。
    估算仍从西方学者誉之为中古英国农业最盛期的13、14世纪开始，并仍以粮食为主。
    1696年，英国耕地为900万英亩，若加上这之前被圈占的50 万公顷土地和黑死病后被抛荒的150万英亩耕地，估计13、14世纪时，英国有耕地1173万英亩。（20）在正常年景下可产粮11.4亿公斤。
    当时英国又到底有多少人口，各家的估算相差甚大，为375万至700万之间，一般估计为500万。（21）但即使按最低数据375万计算，平均每人也只有304公斤粮食。除掉最少5％的非粮食用地，实际产粮只有10.83亿公斤；再者，贵族消费的粮食远过于农民。博尔顿修道院的修士每人每年消费的粮食达1179公斤。（22）因此，将贵族的人均耗粮定为农民人均口粮240公斤的2倍是不为过的。当时，贵族约占总人口的5％，18.75万，共计耗粮0.9亿公斤。此外，全国每个平民占有粮食274公斤。在此之中，还有大约占粮食总量10％的饲料用粮，真正能被人们用作口粮的粮食，每人只有237公斤。 如果再考虑到人们占有的耕地及由此而决定的粮食分配的严重失衡；封建贵族将一部分粮食输出以换取奢侈品等，那么，即使在丰年、平年也会有相当一部分贫民得不到起码数量的粮食而陷入饥饿。
    平年情况如此，若遇灾年，总产量就会大幅度下降。如每亩仅减产6公斤， 粮食的总净产量就会减少1／4，农民的人均口粮即下降到187公斤，很大一部分人就会饿死，因此，375万是当时英国农业所能承担的最大人口量。人口继续上升，则只能依赖畜牧产品。但是，由于草地质量差、牲畜品种低劣等缘故，单位牲畜肉奶产量很低，只有现代的1／3到1／6，（23）故难以对此作过高的估算。但我们仍以经济境况空前好转的15世纪法国农民年食肉30公斤的标准计算，（24）得出当时每户农民食肉150公斤。假若这150公斤肉可养活一个人的话，那英国还可在375万人的基础上再增加60万人，即435万人。如果人口继续上升，问题就更严重了，一遇歉收，大批人饿死也就势所必然。因此，无论对当时英国的人口估算作何种程度的修改，此时英国农业生产力的增长率远远落后于人口的增长率，因而根本不能为封建社会的转轨提供必要的农业剩余是无可置疑的。这一结论为各方面的史实所证实：
    一、粮价的持续猛长。若以1160—79年的小麦价格为100的话，13 世纪初即上升到200，到这个世纪末又升到280，到14世纪初，达到创纪录的311。1320年后虽回落了，但仍维持在290的高水平上。（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