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保护主义表现为通过税收限制外商，增强英商的竞争力量。1347年之前，英商经营呢绒贸易享免税优惠（29），外商则必须纳税。1347年呢绒税率规定，英商每匹纳税14便士，外商21便士。（30）亨利四世征收补助金，英商所纳仅及外商的50％。（31）爱德华四世统治时期的羊毛出口税率：英商为33先令4便士，外商为66先令8便士。（32）
    在对待金银及其铸币的进口问题上，保护主义表现为重金主义，所以，西方有的学者称之为重金保护主义。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政府禁止任何人携带货币出境。朝圣路线作为一种可能的外流途径受到严密监视。（33）1335年颁布法令：“任何人不准将货币带出英格兰王国”，“任何香客不准越过我们王国的国界去外国……”。1343、1351、1364诸年又反复申明这一精神。（34）即使对基于对外贸易而发生的合法的正常的外流，政府也加以限制，甚至企图禁止。1390年，政府针对外商颁布命令，禁止他们将在英国赚得的钱携带出境，规定：外商须以其所获英币购买英国商品，其价值至少相当于他的进口商品的一半。（35）亨利四世即位之后，更变本加厉，命令所有外商必须将获得的英币全部用来购买英国商品。（36）
    在禁止英币外流的同时，政府更全力禁止金银外流。1382年，颁布了第一个禁止金银出口令。（37）1418年又规定，私运金银出口者要判重罪。（38）此后，禁止出口令又曾于1420、1423、1429、1449年多次颁布。
    然而，禁止货币、金银外流，至多只能维持贵金属现存量，而要增加金银储备，必须在禁止外流的同时，制定得力措施吸引并尽可能强制其入口。在这点上，保护主义采取了极端的方式，即由保护自己变为掠夺他人。羊毛中心市场附设的造币场，即是勒索外商的工具。政府规定，外商必须首先把自己的货币缴给造币场兑换英币。许多外币如佛罗伦萨的佛罗林，威尼斯的杜卡特，都是份量准足的金币，换得的英币都远不抵原来的价值。货币兑换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强制进行的。外币一进入中心市场，便被认定属于英国，若隐而不兑，一经查出，即行没收，当事人还要受到严厉惩罚。
    保护主义也反映中小工商业者厉行节约的创业精神，对奢侈品的进口表现出本能的反感和厌恶。它指斥威尼斯快速浆船载来短尾猿、狨及奢侈品和浮华品，以供富贵人家玩乐挥霍。1455年颁行法令，禁止意大利缎带进口，理由是这种缎带是“骗人”的东西。（12）
    保护主义还关注原料的进出口。14世纪中叶，爱德华三世颁布了一项禁止公羊出口令，据说颁令原因是邻国的羊毛质量得到了改善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英国毛织业的竞争。因为这种公羊生产优质羊毛，一旦作为种羊出口，势必提高输入国羊毛的质量，增强竞争力。（13）
    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较好地解决了上述经济发展提出的问题，即使本国商人利益得到了较为可靠的保障，商人资本得到了较快的积累，也使金银铸币避免了因外流而可能导致的匮竭，从而保持了一个相当的数量。这些都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英国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后劲十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什么在英国而不是在欧洲其他国家最先确立。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获得两点认识：
    1.供应政策和保护主义是同一封建政策内部不同发展阶段的两种表现形式。供应政策是封建政府在14世纪前后特定历史条件下用以解决自然经济不足问题的基本方式，其封建性质是不容置疑的。保护主义性质亦复如此，它虽有利于业已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却不能据此认为已具资本主义政策的性质。因为判定一种政策是否具有某种性质，应主要视其是否具有相应目的。保护主义的目的，对国王来说，主要是寻求商人阶级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对商人而言，主要为了打击外商，从而获得垄断价格和更高的商业利润，而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仅仅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在客观上带来的从属的后果。
    保护主义是自然经济条件下工商业者在商品经济获得发展但尚不发达之际面对外来竞争自我保护的产物，同封建工商业组织的保守性、垄断性具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在更早时期，它其实只是基于城市内部手工业行会和商人公会的自我保护而集合起来的一种城市政策。工商业者出于本能的自卫意识，时时处处排斥、打击外商，他们不是靠经济的力量通过竞争战胜对手，而是靠组织的力量借助暴力达到目的。当这种排外行动遇到抵制、难以奏效的时候，他们往往通过议会组织，以请愿、抗议等形式向国王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他们的意见，颁行保护主义法令。不过在这时，这种法令的颁布还仅仅偶尔为之。14世纪下半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王室与城市工商业者的经济利益逐渐联系在一起。基于此，以及国王对于民族国家的责任感，城市保护政策才上升为保护主义，从而保护主义法令的颁行始具经常性。从行会、商会的自卫行为到城市的保护政策，再到国家的保护主义，其中并不存在性质的不同，而只是政策的范围扩大了而已。
    2.英国政府商业政策是一种重商型经济政策。组成政策的各种法令、条例的制定实施，始终围绕着一个基本核心，这就是对于商业商人的支持。供应政策不是通过鼓励农业生产解决食品的不足，而是通过商贸手段控制国内紧俏商品的外流，吸引外国同类产品进口，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保护主义则直接保护本国商人利益，推动商业发展。
    所谓重商型商业政策，是与抑商型商业政策相对而言的。而抑商型商业政策其实就是农本政策，因为在这一政策中，抑商与重农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抑商政策因循传统，墨守成规，所致力的目标似乎一直停留于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自给自足。它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基本生活资料的匮乏问题，却也必然带来另一个遗患深重的结果，这就是强化了自然经济的统治，延长了封建王朝的气数。与抑商政策相反，重商政策不拘成规，适时宜势，不断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目标。它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孕育、萌芽、产生乃至发展有着天然的促进作用。因为它所扶植、保护的对象是商品生产和贸易，而“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41）。只有在与抑商政策的比较中，我们才能够清楚地认识重商型商业政策的重大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