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年）曾经向往过一个恬静的小农社会，醉心于朴素的田园生活，因此有人认为他的思想是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但是要知道，杰斐逊是一位思想极其复杂而矛盾的人物。如果认真、仔细地考察他的全部思想和行动，就可以发现，他不但执行了现代化政策，而且在思想上也是一位现代化论者。更有意义的是，他所渴望的现代化是以人民福祉为目的的现代化，并且在当时的美国可谓独树一帜。因此，研究他的思想，对于即将跨入21世纪的人类会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他的农业共和国幻想是与现代化思想背道而驰的
    为了厘清杰斐逊在美国现代化问题上的思想纠葛，首先必须从他的农业共和国幻想谈起，因为支配这个幻想的价值观，乃至他的全部思想，包括他的现代化思想，直到他逝世前也没有改变。
    杰斐逊曾经勇往直前地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反英斗争，且以高度的革命热情领导弗吉尼亚的民主改革，然而他却醉心于一个幽静的、充满田园风光的农业社会。早在1781—1783年撰写的《弗吉尼亚纪事》中，他就提出了把美国变成一个农业共和国的奇妙的构想。在该书“第ⅩⅤⅢ问”中他写道：“我们对于农业的感情是如此深厚，对外国制造品是如此爱好，以致不管明智与否，我们的人民将尽早回到原料品的栽培（指农业——引者注）上来，并且用这些原料品去交换比他们自己生产的更为精美的制造品。……当我们有土地可耕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希望看到我们的公民在工作椅上工作或摇动一个卷线杆……，让我们的工场留在欧洲吧”①。同书“第ⅩⅩⅡ问”里他又写道，美国应该放弃海洋，把海洋让给其它国家，“让他们把我们所需要的〔工业品〕运来，把我们能够省下来的东西（指农业品——引者注）运走”。“这会使我们在欧洲面前不致受害……并且会把我们全体公民都变为农民去种地”②。
    1785年在写给霍根道普的信里，他再次重复了这个想法：“……倘若让我坚持我自己的理论的话，我希望它既不从事航海事业，也不从事商业，而是在对待欧洲的关系上站在中国站的立足点（即以农立国——引者注）上。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战争，我们所有的公民都将是农民。”③
    杰斐逊在许多其它场合一再重申这个论调。这说明他寤寐以求的是要把美国建成一个完全由农业人口组成的农业共和国。而且，在他看来，这个农业共和国也应该是一个小农社会，因为杰斐逊在许多场合表达了建立小土地所有制的殷切期望。在他草拟的弗吉尼亚宪法草案中，他提出了在弗吉尼亚无代价地分配土地的建议：“未被拨用的或被没收的土地应该由州长在州务会议的同意下予以拨用。每一个尚未拥有50英亩土地的成年人都有权利被拨给50英亩的土地，而且虽有土地但不足50英亩的人，应予以补足。”④
    杰斐逊还力图证明小土地所有制的合理性。他从历史中为这个土地所有制寻找根据。他说这种土地制度是“古已有之”的：美国人的远祖，英国人的祖先撒克逊人就曾在这个制度下度过他们的黄金时代。1774年他在《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一文中说，撒克逊人的生活是异常幸福的，这是因为根据撒克逊人的财产法，人们凭绝对的所有权拥有土地，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土地财产。只有诺尔曼人入侵英国后，封建制度才代替了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⑤。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杰斐逊臆想出来的这个小农共和国呢？
    美国学者乔伊斯·阿普尔比在评价这个小农共和国时写道，对于这个共和国来说，“更基本的”是“对于农业的商业性的开发。他的农民国家的幻想，使他专心一意地制订一个扩大基本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的长期纲领。从他当大陆会议中的弗吉尼亚代表时起，到他寓居巴黎，当国务卿、当总统……时为止，出卖美国过剩产品就一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设想农民参加世界市场，而不寻求自给自足”⑥。从这一大段话中可以看出，阿普尔比认为这个农业共和国的基调是开发农业经济。这等于暗示这个共和国的幻想有现代化思想倾向。
    阿普尔比立论的根据是，该共和国的农产品是用于出口的。而实际上，在杰斐逊心目中出口农产品只不过是为了交换欧洲的工业品，其终极目的是为了保持这个共和国的农业性质。显而易见，出口农产品是手段，而保持共和国的农业性质才是目的。这就决定了出口农产品在杰斐逊内心中只占次要地位。据此来断定这个共和国的基调，是犯了推理上的错误。因此，阿普尔比关于该共和国的基调是开发农业经济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那么这个共和国的基调到底是什么呢？这需要从杰斐逊之所以一心一意追求这个农业共和国的一系列理由中去寻找答案。他追求这个共和国的理由，大体说来有三：
    第一，天天与大自然接触的农民是最有道德的，他们朴实淳厚，性格刚健。杰斐逊不止一次地歌颂农民的品德。他在《弗吉尼亚纪事》里写道：“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有意使这样的选民的胸怀成为特别贮藏他那丰富纯真的道德的地方”⑦。“土地的耕作者是最有价值的公民，他们的精力最为旺盛、自尊心最强、最有道德”⑧。
    相反地，他认为城市生活及工业社会却会败坏人的品德，使人们趋于堕落。他说：城市生活“会养成卑躬屈节和见利忘义的品格，扼杀道德的萌芽，并且为野心家的阴谋培养合适的工具”。在商业社会，居民不像农民那样自食其力，而是“依靠偶然性和顾客的反复无常的性格”。换言之，在他看来，工商业都远离大自然，容易产生淫巧和机心。他甚至把“大城市的暴民”比之为脓疮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