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小农是民主政治的群众基础，他们与民主政治血肉相连。他说，小农“是与他们的国家紧密相连，并且用持久的纽带与它的自由和利益结合在一起”。“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拥有土地并且自己在上面劳作，如果他愿意的话，……每一个人，由于自己有财产，或者由于处在满意的地位，与法律和秩序有利害关系因而愿意支持他们。这样的人们全面控制他们的公共事务，是可以令人放心的”⑩。
    第三，农民的职业可以造成社会秩序的稳定。1787年，杰斐逊在写给华盛顿将军的信中说：“靠投机和掠夺得来的财富，在性质上是瞬息即逝的，并且使社会充满赌博精神。而农民的适度的、可靠的收入则会产生永久性的改进、安静的生活和安分守己的行为。”（11）
    从杰斐逊向往农业共和国的上述理由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追求的农业共和国是一个有道德的、充满民主精神的、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
    具体来说，在他心目中这是一个“最合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但实现了社会正义，人人都过着舒适的物质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有充实的精神生活。在这里，人们的行为都合乎道德规范，互助互爱蔚为风尚，掠夺、投机、赌博及贪污腐化都绝迹了，人人都享受政治自由和社会经济自由。小土地所有制将会使人们过平等而自由的生活。正如C·B·麦克佛逊所说的，“一个人如果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他就不能从属于别人了。而且小块地产是防止政府暴政和防止经济压迫的重大保障。杰斐逊之希望美国保持为一个小土地所有者国家，就是为了保证个人自由，以及只有在坚固的独立经济中才能成长的一切品德。”（12）因此，在这个共和国里，人们的工作是悠闲的，有节奏的，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在他看来，这样的社会秩序和那充满牧歌情调的自然环境，会使人们心灵深处的渴望得到最大的满足。在这个农业共和国里，对杰斐逊最有吸引力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因为这种小农经济使得家庭全部成员有可能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从而最能实现合乎人之常情的天伦之乐。
    总之，在杰斐逊看来，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人们可以体验到真正的生活乐趣，人的尊严将受到尊重，人的价值可以最大限度地得到实现。他在这个共和国里看到了充满“友谊、幸福和自由”的“美好的生活”（13）。A·惠特尼（Whitney）说得很肯綮，他说：“对他（指杰斐逊——引者注）来说，农业首先并不是财富的来源，而是人们的道德和民主性格的来源。它具有一种社会学上的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这便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言论的基调。”（14）
    把“友谊、幸福、自由”放在第一位，把经济放在第二位——这便是这个农业共和国的基调，也是支配杰斐逊的农业共和国幻想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杰斐逊的这个农业共和国幻想，与现代化精神是大相凿枘的。而且，它在经济结构上也是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第一，这个农业共和国的小土地所有制是现代化的绊脚石。我们知道，现代化在农业上意味着机械化的、以集约生产为特点的大农场制度，而小土地所有制限制了大农场制的发展。第二，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是工业化，而杰斐逊的这个小农社会恰恰缺少工业。
    正是基于这个情况，美国有些学者把杰斐逊说成是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留恋过去的复古主义者。比如佛瑞斯特·麦克唐纳就说，杰斐逊害怕现代化，而留恋“伊甸园的过去”，并且把杰斐逊与英国复古主义者波灵布罗克（Bolingbroke）相提并论（15）。J·G·A·波科克也把杰斐逊描写成为充满怀古幽情的、害怕现代化的思想家，并且把他与否定人类一切文明而提倡回到自然法的卢梭等量齐观。
    然而，这些史学家们忽略了杰斐逊思想的多层面性、复杂性、发展性和矛盾性。向往富于牧歌情调的农业社会，只不过是杰斐逊思想中的一个层面，尽管是一个重要的层面。如果我们全面而不是片面地，从发展的角度而不是静止地，深入地而不是肤浅地看问题，我们就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就可以发现杰斐逊不但执行了现代化政策，而且在思想深处也是一位现代化论者和鼓吹者。
    二、被迫同意现代化
    杰斐逊梦想在美国建立一个实现“美好的生活”的农业共和国，说明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但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并没被这个农业共和国的美妙幻想所陶醉。他说过，“在像政治经济学那样复杂的学科中，没有一个原则对于一切时代及一切环境都是正确的、有用的”（16）。他没有不分时间和条件而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农业共和国幻想，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不能不修正自己的原则。早在1791年6月23 日在致戴维·汉佛莱的信里，他就公开承认美国之逐步转到制造业，是明智的（17）。到18世纪末他已经不反对工业了，他同意发展工业。1801年，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已经以肯定的口气谈到“农业、制造业、商业及航运业我们繁荣的四根柱子”了（18）。他的态度的重大转变，与拿破仑战争有很大关系。在这场波及全世界的战争中，中立国的船只在海上遭到交战国船舰的肆意掠夺，以致欧洲工业品运不到美国来，给美国人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困难。对此，杰斐逊不得不同意发展制造业。他在致杜邦·得·尼莫尔的信里说：“我们的禁运及断绝交往法（Nonintucourse Law）所造成的对英贸易的中断及英国露骨地让我们屈服于海上侵夺的企图，已在我国产生了在制造业方面自力更生的、把在商品方面依赖英国的数量缩小到最低限度的普遍精神。……工业的精神已在我们中间根深蒂固，而其基础是靠大量的费用建立起来的，所以不能放弃。”（19）
    杰斐逊之所以向工业让步，还有两个原因：第一，如司徒亚特·布鲁奇所说的，“他想让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是让他自己的私人价值，表现出来”。杰斐逊感到他没有“权利按照他自己的爱好去决定他的国家的命运”（20）。这就是说，杰斐逊同意国家工业化，是由于他愿意放弃个人主张而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实际上，杰斐逊后来在总统任上所推行的许多政策，也反映了这一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那些被委托管理国家事务的人们有责任按照他们的选民们的选择办事。”他还进一步说明了其中的理由：“实用的东西一定要时常控制纯理论上的东西，而被统治者的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实用的东西。”（21）这表现了杰斐逊特有的政治家风度。
    第二，杰斐逊的这种转变，也出于他的爱国主义考虑。他写道，在拿破仑战争中，欧洲工业产品的来源断绝了，“为了自食其力地实现生活上的舒适，我们就应该自己从事制造。……难道我们生活上的舒适与否，要受外国人的意志摆布吗？因此那些现在反对国内制造业的人们，一定是赞成让我们或者依附于外国，或者身穿兽皮，像野兽一样过穴居生活。我可不是这样的人，经验告诉我：制造业现在对于我们的独立和生活上的舒适都很重要”（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