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和西欧的不同。中国直到19世纪末也未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便是有无资本主义萌芽及能否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
    中国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经过40余年的工作，取得许多令人信服的成果。他们大都认为明清时代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有的甚至把时间提的更早。
    （一）中国学者认为封建社会内新生产关系因素的出现当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动因，因此在研究明清时代生产力的提高上做了大量工作，肯定了它的进步，也有人指出那时农业增长主要靠生产集约化取得，因而劳动生产率有所下降。手工工具改进也较缓慢，逐渐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16）。
    （二）对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也存在雇工生产的工场手工业及大量的农户家庭手工业，但却缺乏西欧的包买商制这种商业控制产业的形式。对农业中雇佣劳动者的身份、经营地主的性质多所讨论，但对农业中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有不同估计，即使有肯定也是相当微弱。
    （三）对城市、商业资本的研究比较薄弱。虽普遍肯定中国商业、商品经济一贯发达，但强调中国城市不是工商业中心，商品流通只为巩固封建制度服务。
    （四）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有不少分析，一类是从经济结构上来看问题，认为中国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紧密结合，形成牢固的自给自足体系，不易分解；另一类则是注重政治原因，如封建剥削压迫过甚，专制主义的各种政策不利工商业发展等。
    研究中国史的西方学者，现在大都已放弃了东方社会长期停滞、不发达的旧观念，而承认即在古代，中国的社会也不断进步（17）。特别是许多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成果被陆续译介到西方，产生了积极影响。日本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传统上以分析细密、史料周备见长，同时也注意吸收先进的理论，所以颇有建树。在反对东方停滞论方面起过良好作用。
    西方史学家虽承认中国社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发展、可以进步，但却认为中国仍然发展不到资本主义。这方面系统化的代表性理论当推伊懋可的高技术平衡陷阱说（18）。伊氏认为，宋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农业技术先进，水陆交通发达，经济高度货币化，城市、市镇兴起，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网络。当时已发生了农业、水运、货币与信用、城市、以及科学技术这五大革命。但宋代之后，中国社会发展趋于停滞，明清之时各方面只有量的变化，而无质的飞跃。
    中国经济到明代无法取得突破的原因，伊懋可反对归之于市场狭小、商业资本不足，或国家机器的阻碍作用，而提出高技术平衡的陷阱说。他认为当时人口过多，耕地开垦殆尽，而农业高度集约化，已达到前近代的最高水平。过多的人口使中国当时资源严重短缺，不仅土地，而且木材、燃料、畜力均感不足。如要投资提高生产力，则在当时的高技术水平下，必需巨额资本才可，而人口增加资源不足必然使人均收入减少，遂使资金筹措相当困难。可是劳动力很多，所以不注意节约人力，而注意节约资本。即使某一地区发生某种供应短缺，因为交通发达，也可以很快从别处运来，不会成为刺激生产发达的因素。所以中国陷入这种停滞的陷阱无法自拔。伊氏最后认为只有西方才能把中国开放给世界市场，提供近代科技，使之摆脱陷阱，走向现代化之路（19）。
    伊懋可的学说是一种变相的人口论，仍以人口与资源关系为社会发展的杠杆，只是加上了制约技术进步这一曲折。他的学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黄宗智曾以实证研究证明所论不实。一是人口压力使人均收入减少、没有可能积累资本之说缺乏阶级分析，实际上人口压力下富裕农民、地主仍有可能积累；二是高技术使投资改良农业困难之说也不对，实际高密度人口、高技术农业下，仍可通过发展经济作物等途径使农业进步（20）。
    大体上可以这样说，中、西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在不断发展，取得进步。中国学者坚决主张这种发展最后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使这种萌芽未能发展起来。西方学者虽承认中国社会不断发展，但仍无法跨过通向近代的鸿沟。这样，提出的问题则是我们要进行比较研究，看看中外发展的根源是否有所不同，从而判定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在走向资本主义问题上究竟只是迟了一步，还是根本没有这种独立过渡的可能性呢？
    三、资本主义产生的比较研究
    从全世界范围内讨论资本主义起源的学说不是很多。由于东方各国未能及时发展出资本主义，所以这一类作品大都是从比较上说明为何西欧产生了资本主义而东方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
    最著名的当是马克斯·韦伯的学说。韦伯是体系性的学者，近来他的学说在我国多有介绍，并予以积极评价。在资本主义产生问题上以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而闻名（21）。当然我们不能把他这方面的观点简单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精神，而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22）。不过，无疑韦伯要证明的是新教伦理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背景之一。它表现为人的勤俭、诚实、守信用等美德。在这种伦理支配下，追求财富成为人生的目的，人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从而促使近代资本主义产生。
    我们并不否认精神、意识形态对经济、对历史的作用，但布罗代尔也说，“世界上的事情不能单靠精神来说明。”（23）韦伯的新教伦理说迄今已遭到许多的反驳，很难说还具有特别现实的价值。而且我们在这里也不想讨论这一学说，我们注意的是韦伯在各种比较研究中一再强调的西欧文明的独特性，正是这种独特性使西欧的历史与其它地区，主要是与东方各国迥然不同。
    韦伯认为，真正的科学、系统的神学、高超的艺术，其他文明都无法与西欧相比。封建主义是西方独有的，具有自己法律、法庭以及独立地位的城市在西方之外是不存在的，特别是一个具有合理的成文宪法、法律以及一整套合理的官僚系统的政府，也只有西方才有。因此，资本主义也是西方独有的。韦伯说，在各历史时期可以看到各不相同的资本主义。追逐利润、追求赢利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古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无不存在，但是合理的、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只有西方近代才有（24）。
    我们知道，韦伯所说西方独特的资本主义，其根源在于西方独特的理性主义，或称合理性。其实这种合理性并无神秘的独特之处，因为韦伯所说的它的主要特征可计算性不过是社会发展到近代的产物（25）。韦伯这种看法具有他那个时代的特点，那时有不少西方人认为西方就是世界，也就是历史，而没有历史的东方当然也不可能进步，不可能达到西方的资本主义。
    韦伯的思想对西方学术界影响深远。现在虽然东方不发展的观点已被放弃，但主流的认识仍是发展的东方无力发展出资本主义。至于无力发展的原因，我想可举琼斯最近所写的《欧洲的奇迹》一书为例（26），该书比较了东西方生态环境、人口、经济、政治诸多差别，以说明为何西欧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东方各国（尤其是中国）却不能。
    琼斯说欧洲缺乏亚洲那样的大河流域的肥沃河谷及三角洲，气温偏低，所以总的说来农业生产率比东方低。但自中世纪以来，西欧农业生产即取得一系列进步，如挽具之改良、犁耕（重犁）之推广及三田制之实行等，而人口又较少，14世纪后在人口减少条件下发展了耕牧结合的农业，使肉食日益增多，这和亚洲不同。
    历史上亚洲地区一直自然灾害严重，水、旱、雹、疾疫等，都比欧洲多，为害程度也大。战争的频繁，杀戮、破坏的程度，也是亚洲胜过欧洲。其中一个原因是亚洲建有农业水利工程，破坏后损失很大，而欧洲则没有这样的问题。另外，欧洲地理上远离游牧人群，历史上很少受到游牧民的冲击、骚扰、破坏，而亚洲游牧民的袭击破坏甚烈，阻碍了它的进步。
    亚洲人口密度大于欧洲。亚洲的家庭多为扩大家庭，利于人口繁殖，欧洲则为核心家庭，利于节制人口。而亚洲人口增长快，是因为自然灾害多，人口受天灾人祸之扰损失大，所以形成以不断增加人口来适应灾害损失的方针。而欧洲人活动于较稳定的环境中，多子女没有必要，所以节制生育。由于欧洲较亚洲人口少，在人均占有土地、牲畜、木材、煤铁诸方面，都胜似亚洲。后来欧洲人远航大洋，占领了美洲、非洲等大片土地，人均占有土地更扩大了许多，成为它的一大优势。
    欧洲地形复杂，多以肥沃平原为中心形成国家，各国地形、气候、物产各异，所以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交易频繁，既有长途贸易，又有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贸易。贸易商品也不似东方那样多为奢侈品，而是日用品居多。欧洲各小国的君主，都知道从商税中得利，所以注意保护、促进贸易，即使执行了损害商业的政策，商人亦易于起而抗争，摆脱干扰。而东方大国的专制君主，则多对商业采取扼杀政策。
    欧洲国家政体繁多，有帝国、王国、城邦等，呈现出多样性，在宗教、语言方面，又大同小异，呈现统一性。小国纷立，政治分裂，利于竞争；经济、文化统一，又利于贸易往来，技术传播。后来民族国家兴起，多采取保护市场，奖励农业举措，更促进了经济发展。欧洲的发展是生产从集体（行会、公社）羁绊下解放出来走向个体化，而服务则愈益集体化，国家执行各项服务职能（27）。
    琼斯反对只有欧洲注定可以走向近代的观点，他肯定亚洲各国均有长足的进步，而中国在14世纪时已到了工业化边缘。只是亚洲各国在发展中遇到严重阻碍，未能再向前进（28）。他的这种比较只是把各种因素松散罗列，未形成一个系统，没有探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且似乎太倾向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另外，他所列举的各种比较能否成立，也还是要做细致的具体地考察。不过他提出的多因素综合论倾向，还是应予积极考虑的。
    自成体系的从世界范围内研究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的当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29）。沃勒斯坦的理论是现代化理论的一种，他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形成了这种互为依存的由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地区组成的世界体系。由于核心地区对边远地区的剥削，后者实际上无法达到核心地区的水平，也就是亚、非、拉美很难实现现代化。对这一理论我们这里不拟评论，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沃勒斯坦论述这一世界体系形成时的部分。
    沃氏认为世界体系形成有三个重要条件，即（一）世界在地理上的扩张；（二）在世界不同地区发展出生产不同产品的不同劳动力控制方式；（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发展出了相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其中（二）、（三）两条主要依从于第一条，所以西欧的远洋航行、地理扩张成为最重要的前提（30）。
    西欧地理上的扩张的原因，沃氏认为并不是寻找黄金、香料，而是当时西欧缺少小麦、糖、木材、燃料等，所以扩张乃是寻求新的土地及新的职业，这和其他人对西欧远洋航行动因的分析大致相同（31）。由此可以说，西欧15世纪的扩张并非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是封建性质的。
    在这里沃勒斯坦还把中国和西欧进行了对比，沃氏认为15世纪时，中国和西欧在人口、面积、技术（农业与航海）等方面，基本相当。不同的是西欧人多吃肉、中国人多吃米，所以中国通过内部殖民安置增加人口，不需要向外扩张以争取更多的空间。西欧各国分裂，互相竞争，使其经济政策走向合理化。中国是大一统帝国，可剥削农民而维持长期稳定，即使出现想扩张的集团，也受阻于中央维持平衡的政策，所以郑和的扩张因政府怕倭寇扰乱而被停止（32）。
    在分析欧洲核心地区英、荷等地资本主义兴起时，沃氏强调的仍是国际贸易的作用。所以他被人和斯威齐一样都归入贸易根源说论者（33）。而和中国比较部分，则是一些习见的说法，不能说有大的突破。
    以上所介绍的几种东、西比较观点，实际上都是说中国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琼斯虽肯定了东方发展的可能性，但他从地理环境出发的论证却使这种可能性永远不能成为现实性。不过我认为他们的比较都浮于表面。应该比较中、西发展的根源是否有所不同。而探讨这种根源，我想还是应对社会的经济、政治诸结构进行比较，可以着重比较中、西的小农经济和商业两种结构，看看它们是否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使双方的发展前途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