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农经济和商业
    小农经济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起点。无论中外，分析资本主义起源均不可避免地要从分析小农分化开始。小农经济，不管是中国的，抑或是印度的、西欧的、俄国的，其基本特征大致相同。即他们都耕种着一小块土地并兼营家庭副业，其劳动力主要由家庭成员组成，劳动所得除交纳地租、赋税外，主要用来满足全家的需要，所以小农经济被认为是一种自给经济。但小农与市场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把它视为纯粹的自然经济（34）。
    在探讨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时，如前所示，一般认为小农的分化是不成问题的。只要把他从封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小农就会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迅速分化。一些人会成为资本主义式的农场主、企业家，如英国的Yeoman那样。但在布伦纳讨论中，这一看法已发生问题。法国农民比英国农民更早摆脱农奴制羁绊，他们的分化却相当缓慢，直到18世纪法国仍是存在众多的小农，是否因为他们仍有更巩固的产权反而不容易分化呢？也并未得到有力证明。
    把封建小农视为企业家式人物，认为小农不断产生资本主义当属古典经济学理论。由于这种理论在分析农民经济时遇到困难，本世纪60年代起西方曾风行恰耶纳夫的农民理论。恰耶纳夫在俄国革命后反对列宁的阶级分化说，而提倡人口分化说。他根据俄国村社农民的经验，认为农民的生产是在于求得其劳动力的辛苦程度及满足家庭需要之间的平衡。如他预测到支付更多的劳动而不能取得更好的报酬时，即会停止生产。所以农民不会无休止的追求利润，而其家庭的丰裕决定于消费人口与劳动人口之比（35）。
    黄宗智即应用恰耶纳夫理论，研究了中国华北的小农经济，指出它的发展有一种内卷化（过密化）的倾向。即人口压力使人均占有土地日益缩小，单位土地面积上增加了过多的劳动力，农业技术并无相应的提高，结果投入的劳动力不能得到应有的收益，劳动生产率反而下降（36）。所以中国小农日益贫困，分化不出资本主义因素。
    黄对中国小农经济的研究相当绵密，但他所说的内卷化的发展却并非中国小农所独有，乃是农业未得到现代技术改造以前各国所习见的现象。波斯坦等人的新人口论即是分析中世纪西欧的这一规律性现象的。即停滞的或发展异常缓慢的农业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人口的需要，粮食产量的增加只能靠开垦荒地取得（这就是近来黄宗智所说的“没有发展的增长”（37）），当可耕地开垦殆尽时，不断增加的人口必然导致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从而引发封建经济的下降路线。希尔顿称这是农民经济的自杀循环（38）。最近对黄宗智文章的讨论中也有人指出西欧也会内卷化，并非中国所独有（39）。还有一个问题即是中国幅员广大，经济条件各地不同，是否直到解放前全国农业仍摆脱不了内卷化，还需仔细研究。
    关于我国小农经济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阻碍分化的问题，我国学者方行等曾作过仔细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小农经济具有容纳一定商品经济的内在条件，比西欧农民对商品经济有更大包容性。所以中国商品经济曾高度发展。如棉布生产，清代时农户有1／2兼事织布，另一半农户则都购买棉布使用，因此棉布流通量高达产量的52.3％（40）。但农户织布，是因人口过多，土地过少不足维生，不得已以织助耕，这样成本甚低，售价特贱，独立手工业生产和雇工生产均不能与之竞争，结果这种农民家庭手工业反而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限制力量。即使棉布生产集中的苏松地区，也未出现包买商制度。有的只是商人购买大量棉花，农户以纱或以布易棉，没有出现商业控制产业的现象（41）。黄宗智研究了20世纪的华北一些农村，也有类似情况，他称之为没有发展的商品化（42）。
    中国家庭手工业的这一发展确实值得注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西欧在近代初期，许多工业也是以家庭副业形式兴起的，这是人们熟知的事实。这些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包括毛织、麻织、棉织，还有简单的金属制造，如制钉、镰刀以及玻璃业等。在工业革命之前，大量的商品是这种形式的生产组织创造出来的，雇佣数十、数百工人的集中的手工工场只是少数。而西欧的农民所以进行这种副业生产，也是为{K5E504.JPG}口所迫，与中国农民并无二致。和中国农村棉纺织业不同的，是这里发展了包买商制度，农户的生产逐渐受商人控制。所以门德尔斯等人称这种现象为原工业化，认为它是工业化的前导。不过商业控制产业也并不是都可导向资本主义，一些原工业化地区的工业后来又衰落了，被别的地区取而代之，这被称之为逆工业化现象（43）。
    我想要说明的是，封建小农经济的运动，会不断分化，在条件成熟时会产生资本主义因素，看来中西并无不同。问题是一个快慢问题，快慢问题是比较而言的。中国比英国更慢，但和法国比，则似乎慢的并不那么厉害。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很复杂，还有许多奥秘要我们研究。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的，小农只是半个社会，对小农的研究，还需结合当时的地主经济、城市经济、国家政权等方面分析。在比较中研究出各国小农的共性与特性，则问题会进一步明朗。
    和资本主义起源有关的另一经济结构是商业。虽然我们不赞成商业起源说，但商业、城市等的作用仍是很值得探讨的。西方经济史家容易夸大商业、贸易的作用。我们认为，贸易促进供给和需要，从而指导生产，调节分工，把各地区紧紧连接在一起。贸易是通过市场进行的，贸易就是商品通过市场的运动。市场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使经济活动合乎理性，趋向平衡，不受干扰。市场经济还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领域。欧洲的发展，世界的发展，几乎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往往把商业和资本主义连在一起，特别是把资本主义和追逐利润的长途贸易、国际贸易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商业资本主义。所以皮朗可以说：“中世纪的资料无疑地能证明在12世纪资本主义就已存在。”（44）布罗代尔进一步指出，直到18世纪，资本主义活动的主要领域是在商业，而不是工业（45）。
    我们认为，对经济活动的分析应从生产开始，生产决定分配和交换。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交换对生产的巨大作用。不过在分析商业贸易、市场的作用时，不能忘记它们处在那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波拉尼等人经过对古代社会的贸易、市场研究后认为，贸易并不都是一样的，可分为礼品贸易、行政贸易、市场贸易几种，而后者只是近代的产物。至于市场则更多种多样，自动调节的市场（在那里不受其他社会因素的干扰，只有成本、需求、价格在起作用）只是到了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才存在，而以前的市场则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不是完全自由的（46）。虽然布罗代尔对波拉尼的看法提出甚多指摘（47），但他们对商业贸易、市场作具体历史的分析还是很正确的。
    吴承明对我国封建时代的商业、市场做过扎实的具体的分析，他区分出四种市场：（一）地方小市场，是小生产者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属自然经济范畴；（二）城市市场，虽可高度繁荣，但因我国城市多属消费性质，所以只是用转化了的封建地租购买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城乡之间缺少商品交换，乡村对城市只单向流通；（三）区域市场或省级市场，不反映生产的地区分工或社会分工，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延伸；（四）全国性市场，这才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48）。
    希尔顿对英国的封建市场也分成几种，对其作用估计与中国的也有类似之处。如对小市镇（相当于上面的地方小市场），他认为是农民简单商品生产运行之处，农户在这里把其剩余产品转为货币，部分用来购买农村中没有的手工业品，部分用来交纳租赋。至于说到郡市场、以及全国性市场等，则是国王、贵族支付其农业剩余及中间商人支付其利润的地方，可见他也把这些城市在很大程度上视为消费场所（49）。
    吴承明对中国市场的分析似乎过分强调其特殊性。他们似乎这样认为，中国农村有许多手工业，基本上可以自给。城市属政治中心，消费中心，所以和乡村只单向流通，不把手工业品卖给乡村。而欧洲则是乡村一农业的、城市—工商业的，所以双方是交流的。对封建城乡做这样的划分大有问题。外国经济史家现大都已放弃对立城乡的观点，西方农村中也有许多手工业（50），不然为何有后来的原工业化呢？所以布罗代尔才从全世界范围说，从分工上划分城乡十分困难，二者从来不会像油和水一样截然分开（51）。中国是否缺乏城乡交流，各城市之间是否也缺乏交流，还需再作论证。
    商业资本的流向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中国棉纺织业中未发展起包买制度，但其他行业仍有。当时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已经开始。明清时代的商业资本主要仍在商业、高利贷等领域活动，这和西欧是一样的。不然，布罗代尔也不会说15至18世纪的西欧，资本主义在商业领域的活动是在自己家里，而在工业领域的活动是在别人家里了。至于中国独立小商品生产者扩大生产，转化为资本家的例子不太多，这涉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问题讨论中的两条道路问题。究竟小商品生产者直接转化为资本家的道路好呢？还是商业控制生产的道路好呢？尚未有定论。所以，我不太赞成主张中国的商业资本和西欧的甚为不同，不会受到利润的驱使为自己开辟道路，在资本主义萌芽中起不了什么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即是中国学者往往以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来形成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或者说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使得商业积累的财富均被地主吞食，用以巩固封建制度，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此说能否成立，也还值得一问。
    封建社会下商人都要投靠封建主，发了财的商人都要买地、买官、买爵，其动机或是为了保险，为了虚荣，为了求得保护。但这种现象不只中国有，西欧也是大量存在的。中国的官僚地主为了取得更多的利润，多去经商，即使一般庶民地主也进城开店铺，逐商贾之利。清代还发生了不少“弃儒就贾”的事例（52）。我认为这应该是一种进步的现象，说明社会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更扩大了，它对促进社会分工，积累资金，加强流通，都具有积极意义。一个地主变成工商业者兼地主，或地主兼工商业者，为什么不是一种进步呢？官僚地主经商往往依靠特权，不实行公平竞争，这不利于工商业发展，但这是当时必然的现象。证之西欧，许多贵族、官僚，也都从事工商业活动、海外掠夺或甚至公开的海盗活动。伊丽莎白时代的不少贵族，即因从国会获得特权，垄断一方贸易，惹起其他人的不满，以至在国会闹起风潮。大家都知道，封建晚期的英国，贵族从事圈地养羊、工商业活动的人很多，以至形成新贵族阶层。而法国则是第三等级中的人大批买地、买官，形成穿袍贵族阶层。所以，三位一体也许是一种普遍倾向，而非中国所独有（53）。
    根据以上对中国和西欧小农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初步考察，我觉得还说不上它们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它们的发展都有导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所以，中西社会后来发展的不同，从本质上说只是速度不同，而不是道路不同，方向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