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招商局因获得清政府官款的借贷，导致在官员向招商局推荐人员时无法坚拒，从而在经营管理、人事关系等方面带来种种消极影响。如御史董俊翰即指出，“每年运载漕粮之际，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寅故旧，纷纷荐人，函牍盈尺，平时亦复络绎不绝”（28），李鸿章也明白，“至漕务各员荐人，该局不敢坚拒，自有苦衷”（29）。招商局因借有官债，更为某些官员和派别以提防“姿意侵挪”，阻止“以库帑供伊等营利肥私”（30）为理由干涉局务提供了种种口实。顽固派董俊翰奏参于前，王先谦奏参于后，还有1880年清政府对招商局的“痛加整顿”，江海关道刘瑞芬等人受命对招商局的“严查”（31）。1899年特派钦差大臣刚毅对招商局“彻查”等等。这期间还有多次将招商局所借官债改为官股的奏议和弹劾。这一切，对招商局的发展，商人经办近代企业和投资入股的信心等等，都不能不是极大的打击。
    中日两国政府在轮船航运业发展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实际是受到更深刻和广泛的因素——两国此前的经济结构、社会传统和文化差异等等的制约（32）。但尽管这样，有一点却是明确的，即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形成的压迫倾轧条件下，国家政权是否能利用国家权力这根杠杆，有效地干预经济，去开辟和创造出有利于近现代化发展的社会环境，逐步建立起适宜于新生产方式成长的社会经济体制；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否有利于改善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使社会上的资金、资源、人力和物力能够重新组合配置，向有利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方向转化，是否能用有力的手段排除历史上形成的各种障碍，扶持、保护和推动新生产方式的成长壮大；也就是说，是否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33），是后进国家近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最重要前提条件。日本明治政府正是利用国家权力，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相应的制度，集中有限的资金投向关键和重要的部门，创造相应的工业化所需的条件和空间，引导督促和推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取得了成功。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即为其缩影。中国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清朝政府未能承担这一使命，使得近现代化受到了挫折，清朝政府自身也在1911年被时代潮流赶下了历史舞台。
    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为了配合国情教育和社会主义信念教育、道路方向教育的深入开展，我刊自本期起，开设“中国近代经济与发展道路研究”专栏。本专栏文章力求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深入分析史实材料的基础上，回答大家关注的近现代经济史中一些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欢迎大家就此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多多赐稿。
    ——编者
    注释：
    ①据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727页统计表和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39页统计表统计。
    ②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144—145页。
    ③据山口和雄《明治初期的外国海运和三菱公司》（载《世界经济分析》（1），岩波书店昭和37年版）表9—13计算。
    ④⑤⑥⑦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1271、1252、1250、1266—1267页。
    ⑧⑨⑩（11）大久保利谦编《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馆昭和44年版，第17、124、125、51页。
    （12）（17）（18）《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五十年史》第4、7—13页。
    （13）当时掌握实权的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之语，见《大久保利通文书》第5 册“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东京大学出版会昭和58年版，第565页。
    （14）（15）（16）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0、25、39。
    （19）三菱会社与共同运输会社合并及补助金事宜可见《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五十年史》第63—70页。
    （20）见《交通领域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岩波书店1953年版），第357页统计表。
    （21）《北华捷报》1908年5月28日。
    （22）（23）《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百年史》第153、153页。
    （24）招商局所借官债的利息，一般均在8％左右，偿还期限都没有三菱会社的长。
    （25）1884年后，招商局再也没有获得过官款借贷。
    （26）见《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民国三十六年版）“七十五年来江海轮数量表”。
    （27）日本经营史研究所编《日本邮船百年史资料》（昭和六十三年版），第656页表。
    （28）（30）（31）《洋务运动》第六册第19页。
    （29）《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
    （32）参见拙文《论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2期。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