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军队深入亚洲腹地、远征数千公里，导致古波斯帝国的灭亡。这种战争形式的历史交往，使包括中亚在内的整个古代世界文化和艺术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交往被历史学家恰如其分地称为“希腊化”时期。
    亚历山大远征的结果之一，是在巴克特里亚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以希腊人为统治者的国家——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25），中国古籍中称之为大夏国。这个王国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从亚历山大的后继者塞琉古帝国中分离出来，之后又向印度北方扩张，历经三四代统治者，于公元前2世纪下半期，在萨迦游牧部落入侵者打击下灭亡（26）。
    希腊文化的巨大辐射力在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表现得特别强烈。亚历山大力图用军事、政治的力量积极推动当地居民的文化同化过程。他所采取的第一步是武力征服巴克特里，镇压反抗力量。第二步是笼络当地贵族力量，鼓励异族之间通婚。他本人在公元前328年通过半希腊半波斯式的仪式， 同巴克特里亚波斯贵族的女儿罗克珊结婚。在他的倡导下，他的许多近臣和军人都竞相仿效。第三步是经商和移民，接着便是建立新的城市。
    亚历山大不遗余力贯彻着他的“世界帝国”的思想，即把所有臣民统一成一个民族的思想。于是在亚历山大的军队后面，接踵而来出现了两种文化交往的新现象：一种是尾随军队而来的希腊和腓尼基人组成的商队，其中许多人迁移来后就定居下来，并同当地人通婚；另一种是一座座新兴城市在商道上拔地而起。这两种文化交往的新现象，适应贸易交往和已经发展的商品流通的趋势，为东西方文化交往增添了新的动力。继亚历山大之后，塞琉古仍遵循“世界帝国”的思想，甚至比亚历山大更热中于推行希腊化政策，他同粟特起义军领袖的女儿阿帕玛结婚，所生的儿子就是塞琉古王位的继承者安提俄克一世。他们二人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商城，相传塞琉古建城75座。在历法纪年上，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亚洲国家都用塞琉古国家建国的公元前312年为纪元元年（28）。直到公元8世纪，从巴克特里亚来中国的景教徒仍沿用该历法，在《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用古叙利亚文写着“时在希腊纪元1092年”字样。此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即公元781年，推到公元前312年，正好是希腊纪元1092年。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钱币，是古代世界杰出的艺术品，二百多年来一直激动着研究者的心。这种钱币的正面通常是希腊统治者的右侧面头像，背面是保护神的形象和希腊铭文。钱币艺术是根植于亚历山大和塞琉古时代的希腊艺术，而且巴克特里亚的铸币作坊的工匠们确实有良好的希腊艺术修养。但在文化交往中，巴克特里亚的钱币艺术吸取了当地的明显不同于希腊的形式和外观，建立了一条气势庞大的钱币肖像画廊，其写实主义的水平丝毫不逊色于希腊艺术。例如，在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前2世纪初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第三代君主叶弗基捷姆时期的钱币，工匠们在刻画这位国王的个人特征上，表现了相当高的肖像艺术水平。前期的钱币上，他被表现得年轻英俊；后期的钱币上，他被刻画得老态龙钟。
    希腊巴克特里王国的钱币艺术在涵化过程中走着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钱币上的希腊铭文是当时希腊语普及的表现。然而可以断定，巴克特里亚工匠们在刻这些铭文时，使用了两种文字——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的阿拉米文和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的希腊文。在服饰上也可以看出这些特色。如国王德米特里钱币上的头盔是亚历山大式的希腊头像造型，而安基马赫国王钱币上却是“贝雷帽”式的无檐圆帽，这种头饰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本身生活有关。尤其是这两个国王的钱币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衣服图案，还给传统的希腊形象赫拉克勒斯加上了太阳神密拉特（30）的光轮。这只能用地方特性的非希腊化来解释。这些细节上的变化，是在涵化过程中的希腊传统、巴克特里亚地方特色和印度文化影响三者同在的共生现象。联想到新兴建的希腊化商城中希腊神庙同当地神庙共存的共生现象，可以认为这种现象在文化交往中带有普遍性。因此这种钱币艺术虽然是希腊趣味和成份占优势，但纯粹的希腊文化在阿富汗是不存在的。
    阿富汗北部阿伊哈努姆古城遗址上的大型希腊巴克特里亚建筑综合体的发现（29），为研究希腊巴克特里亚艺术提供了广阔的领域。无论它是不是人们几十年来所寻觅的“大夏王城”，但它以规模宏大的希腊化城市遗址展现出阿富汗与东西方文化的交往，大大丰富了以前钱币学所提供的文物遗存。发掘证明，该城的创建者基涅阿斯墓址上的希腊语铭文，充分表明了这个古城遗址的希腊特色。铭文的作者为克列阿尔乔斯，他奉基涅阿斯之命，在石碑上刻下了德尔福格言的部分内容。这个格言规定了巴克特里亚希腊移民所推崇的人生各时期所应具有的品质。我参照日本考古学家樋口隆康1992年5月20 日在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所作《阿富汗大夏遗址研究》报告及有关英文资料，将其译述如下：“少年时期学会规矩礼貌（自律）；青年时期，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自制）；中年时期，学会主持正义（自立）；老年时期，学会助人和谘询；最后安然逝去，死而无憾。”（30）这种根据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不同时期人们的生理和道德要求而概括出来的修养规范，同儒家的“二十而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踰矩”，表现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心态，但在文化层次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希腊巴克特里亚文化是西方希腊文化和东方波斯、印度和阿富汗文化融合的产物。阿伊哈努姆遗址的特点说明了这一事实。它一方面有希腊神话中大力神海格里斯和商神赫尔墨斯的铜像，以及用116根廊柱建筑的科林斯式柱头的行政官邸； 另方面和这些柱头一起装饰石柱的，是典型的阿契美尼德式柱础——方形阶梯式石基上的扁平的圆形基座。官邸内的平屋也不能用古希腊传统来解释，而只能说表现了东方的传统。表现阿契美尼德式建筑风格的还有用18根柱子支撑的宫殿大厅。阿伊哈努姆古城创建者基涅阿斯的“英雄墓”建筑在一个梯形台地上，这一点与伊朗帕萨尔加德著名的基尔陵墓相似。遗址中出土的大理石雕像和石膏、粘土雕像已经是日后演变为佛教造像艺术的原型，而佛教艺术造像已不是希腊式的，而是纯东方的现象了。联系到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米里德罗斯为佛教信仰者的事实，完全可以接受德拉薄所说的：“如果说，欧洲的思想是通过巴克特里亚而传到远东，那么，亚洲的观念也是通过这里和同样的渠道而传到欧洲的。”（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