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公元1世纪至4世纪，在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以阿富汗为中心的贵霜帝国，同汉帝国、罗马帝国、安息帝国一起组成了强大文化交往的四重奏。阿富汗与东西方文化交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这四大帝国之间商业关系密切，文化交往频繁，世界整体性、一体化过程加快。当时有三条商道贯穿东西方，沟通着人类逐渐开放的渠道。第一条是以汉帝国的首都长安为起点，穿河西走廊和中亚，经过贵霜帝国、安息帝国的土地，到达罗马帝国的地中海岸边。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条横跨亚欧的驼运商路——丝绸之路。第二条是从贵霜帝国的首都到帝国的海洋门户——印度西部诸港口沿阿拉伯海，穿红海，到屋大维·奥古斯都占领的埃及。这是一条定期的航海路线，沿着这条航海路线，勇敢的东方航海者早在达·伽马之前15个世纪，便在印度洋上航行了。第三条是经过安息的草原之路，将黑海北岸希腊诸城邦与中亚联结起来。
    贵霜帝国的统治者是游牧人的后裔（32），其祖先即与汉帝国有密切的联系。 1978年，阿富汗和苏联联合考古队在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东北约5公里处的蒂亚拉·梯波遗址出土的6座墓葬（33），为研究贵霜帝国的祖源问题，提供了实物证据。 这些墓葬群的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前期，很可能是被大月氏巴克特里亚王国征服前的塞人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集团四部落之一，也许就是贵霜部落的贵族墓地。墓葬群的年代和地域，反映了塞人的历史活动情况（34）。
    蒂亚拉·梯波遗址中的墓葬群的重要性，在于它反映了阿富汗与东西方文化交往的新时期，尤其是在丝绸之路向阿富汗延伸早期的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交往。墓葬群中出土了大约两万件珍品，最突出的是金银制品，如罗马的金币，伊朗的金银币，特别是西方式的铜制带柄镜、印度式的象牙细工梳子、罗马的琉璃小瓶。最引人注目的是，这里出土了三面西汉末年的连弧文铜镜。其中有一面铜镜直径17厘米，半球形纽，圆纽座上饰以12连珠，绕以8连弧，半缘，有铭文1圈，共34字。这些文字经中国学者释读如下：
    “心污（阏）结而挹（悒）愁，明知非而（不）可久，（更）□所〔驩（欢）〕不能已，君忘忘而失志兮，爰使心央（怏）者，其不可尽行。”（35）
    这是一则有韵的铭文诗。“久”、“已”、“志”为“之”部韵；“央”、“行”为“阳”部韵。综观汉镜铭文，分为4个类型：“吉祥语”、 “商业性用语”、“神仙思想及四神观念”和“相思语”。这面汉镜的铭文属“相思语”类型中罕见者，实际上它可列入汉代诗集中的一首妇女相思的诗作。它用直白的抒情方式，表达了一位妇女愁思悱恻、怀念所欢的似水柔情。更可贵的是这面汉镜的出土环境。在蒂亚拉·梯波遗址的3号墓中，这面汉镜放置于墓主人的胸上，而墓主人的手中还握有1枚伊朗银币、脚底下放有1枚罗马皇帝提比留斯金币。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游牧贵族的陪葬拥有三个不同文化圈内的珍品于一身的豪华图景，表明了上层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和丝绸之路在阿富汗的频繁昌盛的交往情景。
    贵霜帝国时期文化艺术的总特征是它在文化交往中综合性更多、融合性更强。由于阿富汗是东西方商道要冲，而这时的商道畅通、城市增多（据考证，仅巴克特里亚地区就有18个城市，移民迁来者有100多万），又开通了新的商路。陆路的传统路线是通过安息到阿富汗的赫拉特城，在这里分成两条岔道：一条转弯直向南方，到达德兰吉安纳——萨迦斯坦；另一条穿过山隘和狭谷，到卡皮萨——贝格拉姆，再由此通向奥尔托斯帕纳（约相当今日的喀布尔），直达甘德哈的繁荣城市（36）。为了保护因贸易而获得的经济利益，商路上各驿站的距离都经过仔细测量，设有骆驼队停住地和供旅游观光名胜古迹的标志。加上原有东西交通的三条主道，为文化交往中的综合性和融合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上述阿富汗北部蒂亚拉·梯波遗址所发现的游牧贵族墓葬，也反映了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前期巴克特里亚及其周围地区的文化构成（37）。 这座墓葬没有巨大的坟头和地表建筑物，然而陪葬品极为富丽豪华。死者身着绣满金饰品的华贵衣服，金扣环、小搭扣和匕首鞘上都用珍珠和天青石装饰着。一些艺术品带有亚洲北部游牧部落的文化风格，例如扭打在一起的、呈痛苦状的野兽雕塑；另一些则是身着马其顿式阅兵盔甲的希腊士兵的塑像；还有一件塑造着两边卧有飞龙的国王像的流垂悬饰物。这种文化现象表现了游牧民族、古希腊、伊朗、印度、中国文化的综合和融合，其深广度超过了以前任何时候。
    贵霜王朝时期阿富汗文化一个突出的具体特征，是游牧民族草原传统的某些复活。在发现的希腊巴克特里亚时期遗存中，草原传统似乎所存无几（38）。但到了贵霜时期，出土的保持欧亚兽形风格传统的许多文物。如巴克特里亚北部出土的片状青铜腰带扣环，上面有双峰骆驼与老虎搏斗的造型。还有两件兽形风格鲜明的腰带扣环：一件为金质，饰以两只麝头；一件为铜质，上有两个怪兽形象，长着鸟类的胸脯、脖颈和翅膀，而头却是两个小犄角的兽头。这种现象，可以在文化交往中的政治因素中寻找答案，想必是希腊政权崩溃后，新建的塞人和大月氏及贵霜人几代游牧人政权对祖宗的追忆，也可视为游牧民族对这一地区艺术和审美情趣影响的结果和草原游牧文化与绿洲农耕文化的结合（39）。
    在上述出土文物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现象：游牧民族征服者对于制造希腊风格的物品特别偏爱。许多表现希腊化传统的当地制品，如饰有希腊神话中的智慧神雅典娜、胜利女神尼斯等形象的铜戒指，仿海豚形象的金把手等。这些工匠既熟悉草原传统、又熟悉希腊传统。他们是从哪里继承下来这些传统？有人认为是从西方的黑海北岸希腊城邦草原同胞那里继承而来，但从阿富汗在东西方交通商路的地位来看，很可能是从希腊巴克特里亚移民那里继承下来的。
    阿富汗在贵霜时期文化交往中最重要的具体特征，是希腊化时代生气勃勃的方式、游牧民族炽热的风格与印度艺术的精致考究精神相结合。喀布尔北60公里的古城卡皮萨遗址中（40），出土了一套完整的古代艺术珍品，如汉朝的小巧玲珑的黑漆小碗，罗马的玻璃器皿，古希腊医生吉波克拉特（约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年）的铜像，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海格里斯及其他人物铜像。在马扎里沙西北40公里处的迪里别尔金古城遗址中，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与勒达的孪生画像与贵霜王阎膏珍时期的印度教湿婆及其妻子帕尔瓦吉的画像同时出现在一个庙宇里。在许多古遗址中，都有优秀的佛教艺术文物遗存。这些都是阿富汗与东西方文化交往频繁及当时艺术情趣的实物见证。
    最能清楚表明文化交往中各种交融特征的是贵霜时期在阿富汗发现的钱币。这种钱币正面为国王全身立像，背面是诸神的形象。阎膏珍时期钱币的背面为印度的湿婆神，迦腻色迦以后的钱币背面出现诸神的数目大大增加，所见者多达三十几个。这些钱币正面和背面的诸神像旁、都用“贵霜书体”（以希腊字母为基础所创造出的文字）代替了希腊文和印度文。这些神祗中，有阿富汗当地特有的神（如阿姆河之神瓦赫沙），有伊朗的神（如日光神密特拉、胜利女神瓦宁达、火神法罗），有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如“至高统治者”南纳尔），也有希腊神（太阳神赫利伐俄、月亮神塞勒涅、希腊化埃及的萨拉皮斯），以及印度佛教的神祗。但是所有东方神祗都是按照西方希腊模型板传统制做的（41）。这反映了工匠们即使在吸收当时东方文化和表达贵霜政权的愿望时，仍然利用了西方希腊文化和艺术的成果。众多神祗形象出现在贵霜钱币上，说明了这一时期阿富汗文化的多元性。这时期的阿富汗社会，是一个东西方众神汇聚的宗教文化社会；而钱币正面的统治者形象告诉我们：这种社会同样是在一个帝王集权统治下的世俗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