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68年，第三次马其顿结束。波氏认为，自此以后，“整个世界都臣服于罗马人统治之下”。（16）波氏认定前168年罗马已完成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 那么此年应是其“实际历史”的下限。然而波氏又用后10卷（第30—39卷）的篇幅记载了公元前167年至145年“罗马人统治之下”地中海地区所发生的重要事件。这样，《历史》实际上又有公元前168年和前145年两个不同的下限。对此，西方学者有不同的的解释。英国学者布雷认为，波氏书最初计划写到前168年， 后来他又目睹了前168年以后发生的重大事件，便决定把它们记录在书中。 波氏临终前未及时对全书进行系统的整理修改，这样《历史》中便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下限。（17）而另一位英国学者沃尔邦克则认为，波氏增补前168年以后的史事， 是为了把这些收集到的资料刊布于世。这些事件在原因和地理方面并无联系，但又具有典型意义，因此波氏扩大其书范围加以记载。这一部分与原书多有相抵捂处。（18）
    按布雷的说法，波氏变动其书下限是为扩充内容的需要，而沃尔邦克则认为《历史》后10卷属于资料增补的附录性质。笔者认为，波氏书下限扩大到前145 年不单纯是体例上的变动，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认识。《历史》下限的扩大，实际上是波氏所谓“实际历史”范围的扩大，理由有二：
    其一，波氏在其《历史》第39卷结尾中说：“从139届‘奥林匹亚德’（224—220B·C·）以后，（19）我的书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我采用‘奥林匹亚德’划分历史年代，并用一种比较的观点来看待前后衔接的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直到迦太基被征服，罗马人与亚加亚人在伊斯姆斯的战斗以及随后对希腊地区事务的处理。如同我所说过的，通过这样的叙述，读者将获得最好的和最有益的东西，这就是罗马人如何，凭借何种政治体制将整个世界臣服于其单独的统治之下”（20）。这里，波氏明确地指出，从公元前220年直到前145年罗马击败亚加亚联盟后对希腊地区的处理都是“整个世界的”历史，即“实际历史”的内容。《历史》后10卷所记述的史事并非是没有联系的，因为波氏自己就说过他是用“比较的观点来看待前后衔接的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大概波氏对《历史》后10卷的史事未及时整理统稿便去世，因此其书内容有矛盾抵悟处，但这不能作为否定后10卷与此前所记述的历史有连续性的理由和根据。
    其二，波氏在其书后10卷中，也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认识，明显的例证就是他选择了罗马击败亚加亚联盟后对希腊事务的处理为终结。这是因为波氏认为“罗马人统治下”的大规模反抗斗争基本平息下来。（21）所以，《历史》下限推移到前145年，表明了“实际历史”范围的扩大。
    波氏将“实际历史”的下限由前168年扩大到前145年，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根据历史的实际情况，前168年罗马并未完成对地中海地区的征服， 而且此后罗马的征服活动一直继续进行着。然而，波氏扩大“实际历史”的范围并不意味着其思想认识的正确，而恰恰再次反映他的“实际历史”理论的错误。因为他明确指出，记述前168年以后的史事是为了“使人们对罗马的统治有所了解”， 并如实地“反映征服者实行的政策”。（22）显而易见，波氏将前220年至168年和前167年至145年看作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阶段，前者是罗马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后者则是罗马对地中海世界的统治。而且波氏在记述前168年以后的史事时，无论从取材还是评议中，都力图表现它们与前一阶段历史不同的特点。（说详下文）尽管如此，波氏却把前168年以后的史事纳入其“实际历史”的范围，把实际历史视为“一个单独的整体”。（23）可见波氏所谓“实际历史”理论排除了历史纵向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从以上对波氏《历史》的断限问题所作出的分析，可以认为波氏在其书中并没有从总体上建立对历史纵向发展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认识。
    二、《历史》编年史体例及其思想
    波氏《历史》的编纂大体上采用两种方法。引言部分（第1、2卷）的史事，是按其所发生的地区分别加以记述的。对这些史事之间的联系，波氏未作什么分析，显然他认为这些事件是“孤立的”，“彼此间并没有什么联系”。
    《历史》正文和扩充部分（第3—39卷）记述“实际历史”采用的则是编年体例，以“奥林匹亚德”为时间顺序，每一届“奥林匹亚德”纪年下，分若干卷篇幅，详载同时间地中海地区发生的重要事件，其中心突出地中海地区统一于罗马的历史进程。下面，对波氏记述这段历史略作分析。
    《历史》第3至16卷，记载第140届至144届“奥林匹亚德”期间（220—201B·C·）发生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及其他一些史事。第140届“奥林匹亚德”年间所记的主要史事原书顺序如下：
    第3卷：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至康奈战役结束（218—217B·C·）。
    第4卷：希腊同盟战争爆发（220B·C·）至前219年的战事经过。
    第5卷，1—30节，希腊同盟战争（218B·C·）；30—90节，塞琉古安提柯三世与埃及托勒密四世争夺凯勒·叙利亚的战争（219—217B·C·），90—107节，希腊同盟战争结束（217B·C·）。
    上述事件，初看上去，大体是按其所发生的地区分别记载的。这里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第二次布匿战争应在希腊同盟战争之后，而波氏将它放在希腊同盟战争之前叙述。其二，波氏将希腊同盟战争分开记述，其结束置于第5卷末，作为140届“奥林匹亚德”所记史事的终结。根据这些情况，有学者认为，《历史》第3至5卷叙事体例实际上仍沿袭引言部分，自第7 卷开始该书才采用编年体例。（24）笔者认为，波氏这样编排史料虽违反编年体例，但却自有其意，与引言部分不同。据波氏记载，公元前217年特拉西美诺湖战役， 罗马人大败于迦太基人。这场战争立即对希腊同盟战争发生了影响。交战双方很快缔结停火协议，纷纷倒向迦太基或罗马。如马其顿与迦太基联盟，埃陀利亚人则与罗马合作，小亚细亚不少国家“或派使者去迦太基，或派使者去罗马”。（25）波氏把希腊同盟战争停火作为140届“奥林匹亚德”结尾， 有力地表现了罗马的军事活动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它“把希腊、意大利和非洲的事情首先联系起来了”。（26）至于波氏将第二次布匿战争作为正文的开始，则是突出这次战争的重大意义：它是罗马有明确目的征服地中海地区的开始。可见，波氏这样组织史料，充分体现出其记述“实际历史”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