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和消遣性活动，只对个人或同龄人开放，禁止以家庭形式参加这类活动。第一代移民对子女在经济上失去了控制，更不可能去教育他们。他们的劳动收入极其微薄（月薪为16-19美元不等），子女几乎同他们挣一样的工资。从前那种维系家庭稳定状态与完整的感情纽带，此时在许多由移民第一代维持的家庭中，已经非常微弱。第二代失去对第一代的经济依赖关系，加强了与同龄人的交往，从而使第一代的为父为母者渐渐丧失了对子女的约束力。
    集中营中，那些正在哺育婴儿的母亲更是面临一些特殊问题。如婴儿所需的卫生医疗设施非常有限，奶瓶得不到很好的消毒，难以得到婴儿食品，缺少供婴儿爬行的清洁空间等⑦。总之，集中营生活，使本来生活比较艰难的日本移民，境遇更加恶化。这一段经历是痛苦的。对美国政府来说，这种举措也是不光彩的。它使日本移民切实感受到寄人篱下的滋味，增加了对美国社会的离心倾向。
    2.第二代日本移民。
    日本移民的第二代人现在正步入老年高龄期，不免面临健康、寿命等诸多问题，即是年龄比较小的，也是六十开外了，退休赋闲成了他们的生活主题。这一辈人，既经历过集中营的屈辱生活，也饱尝过在美国社会中求生存的艰难。美国学者爱德华·斯特朗曾在30年代访问过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第二代人，后来他报道了这个人在大萧条岁月中的一些生活片段：“我们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民族。我们没有理由疏远他人而只顾自己的生活。我们已在美国社会中找到了生存的一席之地。不过，无论我们是否已取得了这种资格，事实上，美国人不屑一顾的的家佣、园艺工、蔬菜小贩等卑贱职业，则是我们日本人能得到的唯一生路。”⑧
    战后时期，第二代人的处境有了相当的改观。更多的就业机会向他们敞开了大门，他们已能支付起昂贵的学费。有大量第二代人已免费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尤其在管理和决策性职业的就业上，虽说仍存在一些不外露的歧视，但第二代人还是找到了与其专业特长和文化水平对口的职业。
    第二代日本移民基本上是土生土长于美国社会，受母国文化的熏陶，较之移民第一代，大为逊色。因而在社会文化特征上表现出与父辈的鲜明差异。例如，就婚姻观念而言，第一代人的婚姻建立在日本模式之上，其主要特征是：（1 ）寻找配偶时，自己毫无选择余地；（2）两性结合是出于对家庭的责任；（3）突出地涉及其他家庭关系；（4）对父母的义务高于夫妻间的义务；（5）男性一统天下；（6）夫妻在劳动上分工严格；（7）节制感情，重视夫妻间互相同情，相互尊重和理解；（8）家庭稳定；（9）夫妻间缺少语言交流。第二代人由于受到美国模式的影响，婚姻观的所有方面都与第一代人的婚姻观形成明显反差。这种婚姻观认为，男女恋爱自由，爱情应该浪漫，婚姻不受其他家庭关系的限制，夫妻关系高于他们同父母的关系，夫妻要平等一些，性别角色具有更多的可变性，夫妻间要以感情为重，重视浪漫的感情吸引，夫妻有重新选择幸福的权利，同时，配偶间应有更多的语言交流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移民第二代对于第一代有了异化现象，但他们并未完全美国化，尤其是在思想潜意识中，他们更看重自己是日本人这一民族身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就内因而言，民族社区通过众多的组织，在观念、处世态度上，对第二代人施加影响。就外因而言，美国社会对日本人的明显歧视，特别在以强制疏散而告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使他们形成了一种美国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意识，其根本基础就是他们是日本人这一事实和那些与他们有联系的问题。
    集中营生活结束后，日本移民的强制疏散，使第二代不再能够过多地依靠上辈人生活，这既是痛苦的再生，也是接受命运的考验、锻炼自己独立生存能力的机遇。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第二代日本移民，在各种行业中寻找施展自己才华的职业。进入7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受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的影响，人们的种族观念日益向平等、人道的方向发展，客观上对于有技术、有文化的第二代移民创造了社会流动的有利条件。虽然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担心自己的人身自由再次横遭侵犯，但在行动上，他们却全心地投入到建立稳固可靠的经济地位的活动中，相信经济上的成功或许会使大部分问题迎刃而解。
    3、第三代日本移民。
    第三代及年纪更小的日本人，他们出生在美国，是本民族文化背景与美国社会共同作用的产物。他们接受各种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居住地区、各种期望、民族飞地影响力，以及家庭教养的习俗。总的来说，他们这一代的美国化程度是最高的。例如，我们若将他们与前两代移民对婚姻的态度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他们更接近美国模式。他们或许认为，父母最好不插手子女的婚姻，选择配偶不应局限于祖上是否为日本人。自由选择对象，明显地影响了第三代人与外族的通婚率。1979年，日本裔美国人的异族通婚率已超过60％，而这主要是由第三代人在婚姻上的偏好促成的。下表是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个别年份日本人与外族的通婚情况⑩：洛杉矶县日本人与外族通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