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教会制是教会财产权属于私人。私有教堂首先是在王室的领地上建立起来的。根据日耳曼习惯法，这种教会及其所属的财产和周围地区的赋税都属于王室所有。随着庄园大领地的形成，大贵族也依据王权对教会的所有权，在自己的领地内建造教堂和修道院，委派符合他们利益需要的人充任主教和修道院长。于是教堂及其所配备的财产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出售、交换，也可以租佃或抵押。这种私有教会制在教会和世俗贵族之间建立起联系，使他们也参与教会事务，成为私有教会的领主。可以说，没有私有教会制，就不可能建造这么多的教堂和修道院。与私有教堂相比，主教的教堂在数字上大为逊色。9世纪初，在库尔主教区主教的教堂仅有31个，而国王和其他世俗贵族的教堂竟达200余座⑦。事实上，私有教堂是领主领地的一部分。
    私有教会制得到国王的承认，并使之合法化。794年， 国王在法兰克福的会议上决定，自由人可以占有教堂，也可以出让或出售，条件是不破坏教堂的建筑物，不中断宗教仪式。根据奥斯特拉西亚的法典，6 世纪在那里已经出现了自由人对教会的世袭依附关系。据估计，至7世纪末，教会的地产已经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⑧而这些教会的土地又由于私有教会制受国王和大贵族的支配。教会以世俗贵族经营土地的方式经营大片领地，每个主教都有着一个或几个代理人，如同庄园领主一样管理着教会的庄园。教会封建化了，成为封建主阶级的成员。教会的封建化使得社会的基督教化进一步加强，它表现为不仅仅是局限于人们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而且还深入到社会的经济生活中。
    克洛维皈依基督教以及私有教会制为丕平与教皇的联盟打下了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而大封建主阶级要以封建王权取代氏族血缘王权的政治需要，则是这一联盟建立的政治原因。赫斯塔尔·丕平掌握宫相大权确立了大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这种新的统治权力的基础是封建大土地占有制，因此，“首要的条件就是根本改变土地占有关系。”⑨查理·马特用采邑分封取代了土地无条件地赠送，用封地所产生的义务建立起来的封建关系，取代由于密切的个人联系而形成的氏族血缘关系。查理·马特的采邑制加强了王室的权力，同时也加剧了大地主贵族之间的矛盾。“查理掌权的时候，国王的权力已经全部崩溃了，但是还远未因此而被宫相的权力代替。在墨洛温王朝时由于牺牲王室而创造出来的豪绅显贵阶级，千方百计地促进了王权的毁灭，但绝不是为了屈从宫相，屈从于和他们同一地位的人。”⑩8世纪30、40年代，阿雷曼、巴伐利亚的大贵族相继暴乱。743年巴伐利亚公爵奥迪罗在王位空缺6年之后，把墨洛温的希尔德里希三世扶上王位，以王位的血缘正统性与宫相的权势相抗衡。而大地主阶级能驳斥血缘论依据的只有基督教。
    虽然早在5世纪末法兰克人就已经皈依了基督教， 但是它作为一种统治手段比宗教信仰本身更受法兰克统治者的重视。基督教的教义、教条在当时的社会意识领域内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氏族宗教的观念和意识还很强。氏族宗教的观念和意识，是氏族大贵族与新兴大封建主贵族相对抗的理论依据。因此，新兴的大封建地主阶级就要以一种新的社会观念对其进行反击。8世纪初， 盎格鲁撒克逊的僧侣包尼法修斯受命于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二世，进入巴伐利亚进行传教活动。包尼法修斯传教的中心是强调教会应以罗马教会为首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的依据是圣彼得建立的罗马教会是普世教会之首的宗教纲领。它表达了一种君权神授的中央集权思想，是清除阻碍封建制度形成的氏族宗教中血缘传统观念的有力武器。因此，查理·马特在实行采邑改革，没收教会财产的同时，接受和支持包尼法修斯的传教活动。 723年，查理·马特交给包尼修斯的保护信，允许他在各地传教，所到之处都受到王室法权的保护（11）。
    这里应该指出，查理·马特没收教会的财产，并不是针对教会本身，而是针对掌握教会财产的反对派。教会财产造就了教会大贵族阶层。在法兰克的社会体系内，“社会阶级的各种类型，都是以土地占有制为关键的。”（12）主教凭借着他占有的土地，参与社会的政治事务和经济事务。梅斯、科隆的大主教等都在各自地区的政治事务中起着主导作用。随着墨洛温王权的被分割，王权对教会的控制权也被分散。查理·马特在铲除反对派势力的同时，也接管了（并不是取消了）那些归属他们的教会和修道院，安置他的家族成员或侍从接替主教职务。他把原属鲁昂大主教区的两个主教区和两所修道院分封给了他的侄子胡戈。委任他的家臣米洛为特利尔主教区的主教，尽管他并没有受过洗礼（13）。此外，他还把教会和修道院作为采邑分封给他的家臣和侍从兵，私有教会制更为普遍。
    查理·马特之后，他的两个儿子矮子丕平和卡尔曼继承父位任宫相后，先后把包尼法修斯的传教活动和国家的事务联系在一起。742年卡尔曼在宗教会议上决定，在奥斯特拉西亚、阿雷曼、图林根地区以包尼法修斯的教会原则改组和建立教会组织机构，重建僧侣的等级制度和教区的隶属制度，收回被分散的教会财产，或者把那些已经被分占的教会土地以教会采邑的形式分封。744年， 矮子丕平请包尼法修斯为鲁昂、兰斯、桑城的主教举行罗马教会传统的授职仪式。包尼法修斯传教的意义在于，它在法兰克树立了一个绝对的精神权威--罗马教会。这种新的精神权威对大地主阶级有两个意义：其一，他们以这种新的精神权威取代氏族宗教中的血缘正统的权威；其二，为法兰克新的封建统治政权与罗马教会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为西欧首次的政教联盟奠定了基础。罗马教会的“圣彼得论”就包括君权神授的思想，为法兰克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正因为如此，已经掌握了法兰克统治大权的丕平在夺取王位之前，派遣特使前往罗马觐见教皇，询问一个没有国王权力的国王是否有利于法兰克王国，把教皇的否定回答作为最高仲裁，强迫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希尔德希三世退位。751年，丕平被推举为法兰克国王。754年，教皇斯提芬二世因伦巴德人的入侵而避难法兰克境内的圣莫里斯修道院，受到新国王丕平的礼遇。西欧的政教首领在国王的行宫缔结了最初的联盟。此后，斯提芬二世在圣德尼斯修道院为丕平施行涂油礼，授予他罗马贵族的称号。这种由教皇亲自为世俗君主举行授职仪式，无论在罗马帝国还是在拜占廷帝国都绝无先例。对于丕平来说，与教皇结成联盟不是因教皇本人，而是因教皇是圣彼得的代理人。教皇亲自施行涂油礼则进一步说明王权的神授性，以上帝恩赐的神授王权取代具有强烈氏族血缘色彩的王权，是封建王权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