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加洛林时期的政教联盟是以各自需要互为利用为前提的。罗马教会帮助法兰克国王实现对全国加强统治，罗马教会不仅从国王那里得到土地和财产的封赐，而且依靠法兰克的军事援助，挫败了身边的劲敌伦巴德人，并且建立了教皇国。
    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会，是一个由各个独立的地区教会组合起来的联合体。罗马教会地处帝国首都，长期以来帝国的宗教会议大多是在罗马召开，由罗马教会的主教主持，宗教会议的决议都是以法令的形式颁布，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因而使罗马教会也随着增加了权威性。330年，君士坦丁迁都君士坦丁堡后， 为加强对西方的控制，有意识地提高罗马教会在西部地区教会中的地位，以便通过罗马教会加强对西部地区控制。为此，皇帝给予罗马教会大量的馈赠，免除其对国家的各种赋税，给予它各种经济特权，致使罗马教会的经济实力逐渐地强于其它教会。“在帝国中，没有一个团体对和那伟大‘罗马教会’的关系，可以漠不关心的。甚至遥远地方的教会团体，也通过财政的援助……被束缚……于‘罗马教会’了”。（14）以这种经济实力为基础，罗马主教达马苏一世于382年在罗马召开宗教会议， 凭借罗马教会已有的宗教权威，以宗教决议的形式宣布，罗马教会不是由哪一次宗教会议决定建立的，而是由使徒彼得和保罗建立的，罗马教会是圣彼得的宗座（15）。圣彼得是耶稣12个使徒中的第一门徒，耶稣基督把自己的权力传给了圣彼得，因此罗马教会高于其它教会，罗马主教在普世教会中享有首席主教的权威。罗马教会把这种圣彼得论纳入教会的总纲领中，教会是圣灵的具体体现，强调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
    圣彼得论的要点在于，它强调圣彼得的唯一继承人是罗马主教--Papa（教皇）。教皇如同圣彼得一样行使着由耶稣交给他的权力，每个主教都要服从他。罗马主教开始以教皇自称。5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一世以皇帝的法令为蓝本，对意大利、西班牙、高卢和北非的大主教和主教们颁布了大量的教令，以此体现和代表了罗马主教作为教皇的法权（16）5世纪中叶，利奥一世更是把法律的、 神学的和圣经的论据组合在一起（17），在他的432篇书信和96篇讲章中（18）， 反复地说明罗马主教作为教皇是圣彼得继承人的法律依据。每一届教皇都是圣彼得的直接继承人，在圣彼得和教皇之间没有任何中介，进一步强调罗马教皇的权威不可动摇性。罗马教会的宗教权威逐渐得到确立。
    罗马教会的这种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深深地植根于西罗马帝国不可克服的严重危机和社会经济体制的大变革之中。5世纪初，日耳曼人武装入侵西罗马帝国，罗马城曾几度被攻占，濒临崩溃的西罗马帝国政权已经无力组织对日耳曼人武装入侵的抵抗。教皇为保卫自己的领地承担起组织民军抵抗日耳曼人的领导责任。僧侣、教士、主教和大主教都穿上了甲胄、带上了配剑。这种武装起来的罗马教会不再是一个仅仅具有宗教性质的领导机构，已经承担起保卫罗马地区的政治和军事责任。
    罗马教会作为一个机构其性质改变的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它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罗马帝国晚期，罗马教会就已经拥有了大量地产。324 年的一本收租卷册中就曾特别注明：“在意大利、非洲和东方某些房屋、商店、花园和田庄是属于罗马三个教堂的，即圣彼得教堂、无墙垣的圣保罗教堂和圣约翰·拉特兰教堂。”（19）4世纪，西罗马帝国的庇护制急剧发展，特别是在意大利和北非。自由小农无力承受国家官吏和高利贷者的盘剥，把土地和人身都托庇给那些有能力给予保护的大土地占有者。日耳曼人武装侵入西欧，灭亡了罗马帝国，建立了蛮族国家。但是，庇护制并没有被消灭，而是更加发展了，只是庇护者的成份发生了分化。一些罗马帝国的元老贵族衰败了，消亡了，日耳曼的军事贵族加入了大土地占有者的集团。位处西欧的罗马教会在这种经济体制的大变革中，也因领有大片土地成为大土地占有者集团的成员。6世纪末，格里高利一世当选教皇后，建立了教皇的直辖领地。《伟人格里高利传》中列举教皇的23个领地分布在意大利、西西里、撒丁和科西嘉等很多省份和城市。除此之外，在萨卑那姆、匹栖那谟、坎佩尼亚、拉文那，在波河流域、喀拉布里亚、伊犁利根，以及阿尔卑斯山外的阿列拉特都有教皇的领土，总面积约达1800平方哩（20）。事实上，这么广大的领地已经把教皇提高到了世俗君主的地位，使他掌有君主的权力。这一时期丰富的资料也有力地证明了，在这些领地内，教皇如同一个世俗大领主一样采用庄园的管理方式和制度。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农奴耕种，向他们收取货币地租和实物地租，分派劳役。每个庄园都有领主进行管理，庄园的财产权由教皇掌握。在这种封闭式的庄园组织中，教皇同时也行使着世俗的行政权和司法权。
    6世纪初，意大利在东哥特人的控制之下。但是， 拜占廷帝国始终也没有放弃继续统治意大利的企图。527年查士丁尼登基后， 对内采取行政改革措施加强中央集权，而宗教政策是其对内政策的组成部分。他把君权和神权统一起来，提出皇帝是基督唯一的代表，是上帝所愿的普世君主。皇帝不仅是世俗的君主也是教会的首领，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体系。对外企图恢复帝国对西部，特别是对意大利的控制权。为此，从535年起与东哥特人进行了长达17年之久的战争。 罗马教会是拜占廷皇帝在西部地区实现统治的重要工具，因而承认它在众教会之首的地位，允许它享有最高的司法权。但是罗马教会的司法权要体现出代表皇帝的意志，通过控制罗马教会实现对西部基督徒的统治。另一方面，罗马教会是拜占廷实行“以蛮制蛮”对外政策的工具。皈依了基督教的法兰克王国是拜占廷巩固疆域所需要的盟友。它通过罗马教会为法兰克任命大主教与其建立友好的关系，派遣罗马教会的主教充任皇帝的特使前往法兰克。在征服意大利的哥特战争中，法兰克在军事上给予拜占廷极大的援助（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