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法国“年鉴派”的新变化谈起
    法国“年鉴派”是战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西方史坛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史学”中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如果说“年鉴派”自1929年诞生到60年代，还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学派的话，那么随着“年鉴派”范型在法国史学界日益被接受、并成为主流之后，它本身就逐渐丧失其学派性，而成为一种不断更新、拓宽的史学范型或史学研究新趋势。“年鉴派”新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勒高夫就曾明确说过：“并不存在一个学派性很强的年鉴学派”，又说：“我们的学派性越来越弱。我们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们又是一个运动，我们仍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静止等于死亡。”①因此，广义地说，至少在法国，“年鉴派”一词实际上代表的是受其范型影响的所有史学新潮流。正是勒高夫等人在70年代正式提出“新史学”一词以取代“年鉴派”②，现在人们常用“年鉴派—新史学”的提法。本文仍沿用“年鉴派”一词，但是是在广义的意义上使用。至于法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年鉴派”自然不能代表所有的新史学潮流，但由于“年鉴派”在革新开拓方面往往走在前头，研究成果的影响又比较大，因此可以说“年鉴派”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的变化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反映西方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有鉴于此，本文对西方史学发展趋势的分析，以“年鉴派”为主要蓝本，并从“年鉴派”的新变化谈起。
    我们要分析的是“年鉴派”最近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至少已有约20年的历史。关于“年鉴派”的这些变化，在法国国内外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论。如果说，“年鉴派”从其诞生起的整个存在时期，始终成为西方各种历史流派的争论对象的话，那么这种争论在最近10多年内变得格外尖锐。从70年代末起，也就是在“年鉴派”范型取得巨大成功时，它却受到法国国内外史学界不少流派的责难和挑战，到了80年代，这类责难不断增多。这促使“年鉴派”史学家对自身进行反思和总结，也推动人们对“年鉴派”范型进行思考和探讨，同时也激起了剧烈的争论。如有人认为“年鉴派”对历史科学是无用的，甚至是致命的，因为它必定会把历史科学导向极端的“碎化”③。有人甚至宣称“年鉴派”本身已经死亡④。自然也有人认为“年鉴派”的范型是有生命力和前途的，它近年的变化恰恰说明了这点⑤。
    围绕“年鉴派”的争论到80年代末达到高潮。关于“年鉴派”、甚至整个西方史学发生“危机”的舆论相当普遍。《年鉴》杂志编委会显然意识到这点，并决心组织专门的讨论。1988年第2 期《年鉴》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史学和社会科学：转折阶段？》的编辑部文章⑥。文章肯定社会科学正经历着“普遍危机”，这一危机也已波及历史学。文章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对不久前还公认的研究社会问题的某些方法论原理丧失了信任。这些方法论原理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计量史学。它们现在都已不能再起“构建结构的”和整化的作用。这种状况使社会科学（首先是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陷入了危机。历史学是这次危机触及最少的一个领域，而且只限于受危机影响的与史学相交的学科的范围内。文章还认为，至少不能说以“年鉴派”为代表的史学流派发生了危机，只能说是一定的“转变”、“转折”、“转折阶段”。关于西方史学危机的表现、性质和根源，是一个需要专门探讨的问题。上述文章作者的观点很值得注意，但也不乏需要商榷之处。譬如，文章把历史学的危机（或者转折）首先与同史学处于跨学科关系的那些相邻社会科学经历的危机相联，仿佛与史学本身没有关系。这就有点说不过去。看来，新的具体历史资料的积累和原有方法的不足之间的矛盾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个问题不能多谈，其中有的方面在下面还会涉及。
    上述《年鉴》编辑部文章接着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立即进行讨论的涉及历史认识的根本问题，主要有：我们关于过去社会的知识是否可能与过去的现实一致；我们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深入理解过去社会的内部完整性；史学中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的相互关系；社会个体整体化途径的认识方法；史学中可信性的标准；历史事实的特征；史料的认识概念；跨学科综合的意义；跨学科研究的新方向等。文章建议对这些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在这之后的一年半时间内，在《年鉴》编辑部几乎每个月都举行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会。讨论的结果是《年鉴》杂志出了一期专刊（1989年第6 期）。这期专刊的名称和1988年的编辑部文章的题目一样，只是把最后的问号取消了：《历史和社会科学：转折阶段》。这期专刊到1990年1月才问世，其中共收9篇理论文章。作者有法国、意大利和西德的学者，他们分别就以上问题发表了见解。同期又发了一篇编辑部文章《我们继续探索》⑦。这期专刊可以说是今天“年鉴派”的方法论宣言，对我们了解“年鉴派”和西方史学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应该看到，从“年鉴派”本身来说，它今天的变化同过去的传统分不开，可以说是在过去传统的基础上的发展。因此，离开“年鉴派”历史研究的传统就不可能懂得今天的转折、它的实质和所涉及的领域，也无法对今后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从《我们继续探索》这篇编辑部文章来看，今天的“年鉴派”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传统，而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开拓前进。例如，他们依旧认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是把社会理解为一个整体，依旧对社会的三个组成因素（即经济结构、社会组织、文化）的相互作用感兴趣。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目的没有变，而如何分析社会整体的途径也变化不大。他们依旧强调跨学科原则，认为这个原则“大概是‘年鉴派’向世界史学所作的贡献中的最好的东西”，编辑部自然不想放弃它⑧。不过，在编辑部看来，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对跨学科综合的方法和途径进行革新，因为一系列相邻学科发生了危机，而史学本身的内部结构也起了变化。最后，今天的“年鉴派”依旧把历史认识看成是一个过程，依旧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史家与史料的“对话”，依旧强调史家在对话中的创造作用，只是现在强调得比以前要重得多。这些情况说明，即使单就分析“年鉴派”的新变化来说，单单凭借上述《年鉴》专刊也是远为不够的，而必须联系它的研究传统。更何况，如前所述，“年鉴派”早已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派，而是一个复杂的史学现象。关于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年鉴派”内部就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对立的看法。所有这些，以及专刊涉及的众多问题，都是需要专门研究的。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对“年鉴派”本身作专题研究，而只是想结合“年鉴派”的新变化，抓住几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尽量对西方史学当前的发展趋势作出一些分析和提出一些看法。这只能是十分初步的，涉及的问题也很有限，许多方面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