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杂志1989年编辑部文章指出，过去“年鉴派”历史学家曾经最早强调研究长时段现象的特别有效性。今天则赋予事件分析以意义，并且使“一定的历史主义”（certain historicisme）苏醒。这就证明，这些原先的方法已逐渐失去自己的有效性。原先这些方法已越来越多地被看成是对如何才能产生新东西进行研究的一种威胁。然而，必须说明，这些话并不是对“年鉴派”过去传统的否定，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是通过扬弃寻求更高、更新的综合。上述编辑部文章同时强调，“年鉴派”依旧对社会发展过程特别注意。直至今天，他们依旧忠于这样的思想：每个社会总是处于经常的自我构建的状态中。对这种自我运动的深入研究是克服轻视事件叙述的唯一途径。
    这就说明，对事件史、人物传记和叙事史的复归并不是回到实证主义的旧路上去，而是革新因素和继承因素的结合，是在史学研究中对一种新的综合的追求。也就是说，当前的任务是要克服结构史与政治史、事件史、人物传记之间的对立，力求把所有这些历史分析领域结合起来。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只是不同的历史分析领域或者历史写作体裁（结构史、叙事史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彼此分隔还是相互结合的问题。实际上这里涉及的是根本的史学范型问题，甚至是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可以说在历史学演进的每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个有关学科本身的性质问题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有意识无意识地被提出来加以讨论。这次似乎也不例外。
    历史学的性质问题，说到底，也就是历史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文学）的问题，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这是在西方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并始终引起困惑而得不到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西方史学也正是在这对矛盾不断反复激化和缓解的曲折过程中演变发展的。当着重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时，往往会出现忽视历史学的特性的倾向（例如19世纪末的实证史学和晚近的计量史学），反之亦然。应该说，“年鉴派”作为新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上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它的主要贡献是使这个问题的探讨深入了一步。它反对实证史学仅仅注意方法论（例如史料考订）的科学性而忽视历史解释的科学性，从而把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同史学方法论和历史认识论都联系了起来。也就是说，在“年鉴派”看来，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主要是由史学方法论和历史认识论决定的。这比起那种简单地以研究对象判断学科科学性的看法无疑是一大进步。然而这只是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并不就是问题的解决。新的矛盾、新的偏差，必然还会不断地涌现出来。
    一般来说，“年鉴派”从初创时起就是注意历史学的特殊性的。它的创始人之一费弗尔就曾说过：“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13）然而，如前所述，“年鉴派”从一开始起又同时全力反对实证史学的“三大偶像”，把叙事史、人物传记、政治史作为实证史学独有的特证弃之如敝屣。这样实际上就把人的活动（事件、传记）撇在历史之外了。因而造成前面提到的“结构史”与“叙事史”的裂痕也就不足为怪了。
    尽管关于西方新史学“危机”和“重新定向”的讨论少说也已进行了十几年之久，但80年代末《年鉴》杂志的方法论专刊还是值得特别重视。“年鉴派”的高明之处是，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依旧坚持不离开史学方法论和历史认识论，依旧通过跨学科的途径，为寻求建立更完美的总体史学而进行新的探索。这种更完美的总体史学应该使“结构史”和“叙事史”结合起来，使历史学的科学化和人文化结合起来。可是具体来说，如何才能做到这些呢？这必然是一个漫长的，甚至是无止境的过程。就目前来看，“年鉴派”的努力方向是，不孤立地从事“结构史”或“事件史”的研究，而是在每一项具体研究中，不论是事件、传记或者经济研究，都必须全部贯穿社会研究，也就是对“社会人”的活动、行为、思想、心态进行总体的、各个层面的研究。这里所说的“社会人”指的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被不同的人文科学学科在研究时分解开的人，而是现实中存在的作为整体的人。
    简单说来，今天“年鉴派”所要建立的新的总体史学主要是通过对人（指的是“社会人”）的总体研究来实现的。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同“年鉴派”创始人布洛克、费弗尔强调的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的主张一脉相承，但显然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是既要摒弃“没有人的”结构史，又力图把结构史与叙事史相结合的新尝试。
    过去，往往强调结构、体系过程（尤其是长时段过程）、规律独立于人的一面，强调它们固有的功能机制，强调人的活动和行为单方面地受制于这些功能机制。《年鉴》1989年方法论专刊中有一篇文章（14）反对把对历史的功能主义解释绝对化。文章认为，这种功能主义解释在认识论上的缺陷就在于用对体系的功能机制的描述来取代对历史的解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从功能上预先决定了某一历史变化的必然结局，并使到有关的结构之外去寻找因果关系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成了一种机械的结构，而不是具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的综合体。
    在当今“年鉴派”看来，史学研究的是人类的历史，或者说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这就不可能离开人。任何结构、功能、规律、体系，只要是与人类社会有关的，就不可能离开人，实际上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起作用。而事件恰恰是人的活动的具体体现，政治事件往往是人的活动的重要体现。问题是不应把事件孤立起来考察，而应把任何（政治）事件、任何人的遭遇看作是一面三棱镜，通过它一方面折射出由长时段结构产生的那些深层次的社会过程；另一方面折射出在具体的历史形势的影响下形成的瞬间的趋势。当代“年鉴派”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并在研究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前面的路程还很长，整个探索还只是开始。
    顺便指出一点，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任何机械论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人的能动作用，重视对人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得很清楚：“‘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5）马克思主义固然强调规律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但同时强调社会规律之不同于自然规律恰恰在于它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因此，正如勒高夫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正因为长期受到教条主义的严重歪曲才使它在西方失去信任。
    现在再回到当代“年鉴派”的新探索上来。他们建立新的总体史学的努力和寻求新的历史综合的尝试是一致的，其关键都是对人的研究。下面来简略地谈谈后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