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寻求新的历史综合
    “总体史”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是从历史学本身，这也就是上一节所谈的总体史学，它力图使结构史和叙事史结合，使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结合。另一个角度是从客观历史过程来谈，这也就是下面要谈的。一般所说的“总体史”指的往往是后一层意思，也可以称之为进行“历史的综合”。实际上，一部具体的史学着作，应该是同时体现上面两层意思的。也就是说，两者在一部史学着作中应该是结合的，但有时结合得好，有时结合得不好，并不总是一致的，而且往往是不一致的。总之，情况比较复杂。
    “总体史”的概念最初是由“年鉴派”的创始人提出的。他们当时提出“总体史”的概念，就是为了反对实证史学把丰富多彩的历史仅仅局限于政治、外交、军事、精英人物的活动等几个方面，而且是被他们认为属于最为表层化的方面，这样必然会肢解历史，以历史的一小部分代替整体。因而，“年鉴派”提出的“总体史”就应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由于反对实证史学强调政治史研究，“年鉴派”就特别注意对历史的社会、经济层次的研究。这对拓宽史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史学的研究对象、革新史学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布洛克宣称：“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16）。“年鉴派”根据“总体史”的主张在研究实践中作了许多探索，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尤其在推动跨学科研究和比较研究方面功不可没。“年鉴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进一步发展了“总体史”思想。他在其着作《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5—18世纪）》中专列一章《社会式整体的整体》，书中谈到“整体社会”（犹如大乐团）可分成若干系统，其中研究得最多的有四个：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这四个中的每一个又可分为若干子系统，这样直至无限。布罗代尔写道：“根据这一图式，总体史（或者不如说，倾向总体性的历史，力图具有总体性的历史，但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就是首先至少要研究这四个体系，它们本身，然后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它们的相互依赖性、它们的鳞片状态。”（17）
    “年鉴派”的“总体史”概念是其范型的组成部分，同它整套史学理论思想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布洛克、布罗代尔时，也即第一、二代“年鉴派”时，“总体史”主要的涵义是突破实证史学把历史囿于政治史的局限，把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主要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四个层面）进行综合，对历史进行的整体的、立体的、综合的考察。也就是说，这里的“总体”实际上要求包括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不仅包括那些明显的、容易察觉的方面，如战争、革命、政变等，而且包括那些不易察觉、似乎没有历史的方面，如风俗礼仪，心态结构等，还包括那些在时间的长河中几乎没有变化的方面，如地理环境等。这样的“总体史”比起实证史学的“三大偶像”无疑是重大的进步，不仅使历史的内容变得丰富多彩，而且也有助于揭示历史运动的内在原因。
    然而，这样的“总体史”本身包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人类社会无比丰富，包罗万象；大千世界，无所不有。这样的“总体史”既然要求历史包括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那它自然要求容纳的方面越多越好，越多越符合“总体”的要求。可是正像实证史学要求掌握的史料越多越好，而无法掌握所有的史料一样；这样的“总体史”要求容纳越多的人类社会生活越好，也同样无法做到容纳所有的人类社会生活。这点布罗代尔在上引那句话中已明确意识到了，他知道这样的历史在任何时候也是不可能写出来的，他只要求尽可能朝这个方向去做。他列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四个最主要的层面。实际上即使这四个层面，一个历史学家毕其一生精力要在一部作品里完全综合起来，也是难以做到的。因为诚如布罗代尔所说，每一个层面本身又分成若干子体系直至无穷，试想谁又有能力把这些可以无限分解的研究对象加以综合呢？事实上，“年鉴派”的“总体史”着作，包括布罗代尔本人的巨着，主要也是以一个或者两个层面为主，或者是经济、社会、物质文明，或者是心态、文化。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这些着作价值的意思，只是想说明，上述“总体史”思想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布洛克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他在前面引的关于总体史是真历史的那句话之后，紧接着写道：“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18）。可是，在实践中，布洛克所要求的这种“众人的协作”在西方是并不存在的。在西方，由众多历史学家共同撰写一本文集，各人写一篇，或者共同编纂一本大型工具书是有的，但却未见有共同协力撰写研究专着的。退一步说，即使有这样众人协作撰写的研究专着，按照布洛克的说法，也只是“接近真正的历史”，即“总体史”。这也说明，要完全达到“总体史”的要求是不可能的。
    60年代以后，随着“年鉴派”第三代的兴起，“总体史”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史学家明确认为，“总体史”思想是无法做到的，没有真正的意义，应该放弃这一野心。肖努指出：“总体史很明显是没有意义的。它是一种愿望，它标志着一个方向。”（19）菲雷也说：“应该降低不理智地追求‘总体史’的雄心。”（20）贝桑松说得更清楚：“我这一代历史学家已摆脱了历史整体性的幻想……他们终于懂得，假如这种整体性是存在的话，那也只是在他们的想象中。对这个真理的认识使他们有可能摆脱掉总体史的幻想。”（21）这些史学家强调各专门领域的史学研究，认为随着史学各新领域的迅速进展、各领域特定研究方法和途径的形成、史学研究对象和获取资料手段的改变，包容一切的总体史只能是空洞的口号，因而应以对各种历史问题的切实研究去代替它。塞尔多写道：“应该指出当代史学的一个奇怪现象：历史学家不再去建立帝国。他已不再去敲总体史天堂的门，他从天上下来，围绕着已经具有的、合理论证了的体系转圈子。”（22）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依旧坚持总体史的方向，例如勒高夫就说：“新史学所表现的是整体的、总体的历史，它所要求的是史学全部领域的更新。此外，新史学在一个领域中的开创性着作，常常以各种方式来表示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23）。从勒高夫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虽然依旧坚持“总体史”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同布洛克、布罗代尔所强调的已有很大不同。问题在于，至少从70年代起，“年鉴派”新史学在研究实践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专题性的、地方性的、专门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课题越来越狭窄、琐碎，布罗代尔所撰写的那种长时段的、覆盖面很广的“总体史”着作已少有人问津。“年鉴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诺拉在1971年提出“历史学爆炸”（ēclatement de L'histoire）的新名词；1974年，他又宣称：对我来说，正是总体历史这一概念在今天成了问题……我们处于史学碎化、多元、膨胀直至追求新奇的时代”（24）。这种历史学“碎化”的现象，不能简单地一笔抹煞，它表明对历史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深入研究的加强，但同时它也蕴含着一种危险，即完全抛弃“总体史”的方向，实际上是放弃历史综合的努力，从而使史学变成名符其实的“支离破碎的史学”（25）。勒高夫对史学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清楚的，以他为代表的史学家们就是力图在史学向各领域深入进展和分化的同时，仍旧坚持总体史的方向，也就是使专门领域的深入研究始终保持在一种整体化的方向下进行。这也就需要寻求新的历史综合。
    这种新的寻求自然不是凭空的，它是“年鉴派”新史学过去探索的继续，而绝不是对过去的否定。它所涉及的方面和问题很多，对许多问题在“年鉴派”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更重要的是，新的寻求过程还远没有结束，因此现在根本不是做结论的时候。下面只能做些简略的介绍。从1989年《年鉴》杂志的方法论专刊来看，新的历史综合的问题至少涉及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历史过程中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综合问题，另一个是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的综合问题。这里只谈第一个方面。